新旧两派对立的朝堂格局里，苏轼是旧党之中极有分量的人物。
他少年成名，才名震彻大宋朝野，心系民间疾苦，却与王安石的变法大道走向截然相反，稳稳站在保守一派，数次上书直言新法落地滋生的各类弊病，二人朝堂对峙，政见鸿沟清晰分明。
苏轼常年辗转各地为官，亲眼目睹部分地方官吏曲解新法本意，为了完成朝廷下达的指标层层加码。
青苗法本是官府低息借贷护农，可部分州县官员强行摊派，不问农户是否需要粮钱，一概逼迫百姓借贷，秋后严苛催缴；保甲法初衷是削减军费、乡民自卫，可地方官府频繁召集操练，耽误农时，农户耕作无人照料，田地荒芜；方田均税法丈量田亩流程繁琐，底层胥吏借机敲诈乡野百姓。
种种执行乱象，被苏轼一一看在眼中，悉数写进奏疏送入宫中。
他行文素来坦荡直白，不堆砌迂回辞藻，也不刻意捏造罪名攻讦王安石本人，只客观罗列各地实地见闻，直指新法制度本身存在漏洞，急进变革容易动摇民间根基。
苏轼认为天下治理应当循序渐进，效仿前朝温和治世之道，不可大刀阔斧颠覆沿用百年的旧制，百姓适应新政需要漫长时间，激进变法只会滋生更多乱象，主张暂缓革新，先修整吏治、安抚民心。
几番奏疏递上，宋神宗召新旧核心臣子御前论辩，王安石与苏轼当堂对峙，各抒己见，针锋相对。
王安石立足于大宋积贫积弱的根本症结，国库空虚、豪强兼并、边防孱弱已是燃眉之急，若安于守旧、迟迟不变革，再过数十年，社稷隐患只会积重难返，眼下地方乱象只是官吏执行失当，并非新法本身有错，只需整肃地方官员、细化政令细则，便能扬长避短，实现富民强兵的长远目标。
苏轼却持相反观点，他直言政令推行依托底层官吏，天下胥吏良莠不齐，再好的法度落到心术不正之人手中，都会变成盘剥百姓的工具，与其冒险推行全新国策，不如修补现有旧制，徐徐改良，避免百姓承受变革带来的阵痛。
二人在大殿之上你来我往，引经据典，结合各地民生实例辩驳对方主张，朝堂百官静静聆听，新旧两派的政见分歧，在这场对峙之中展露无遗。
朝野众人皆以为二人会因政见对立心生嫌隙，私下处处针对。
可王安石心中清楚，苏轼上疏发难，从来不是为了一己派系私利，而是真心担忧民间百姓遭受苛政之苦，二人忧民之心同源，只是选择的救国道路截然不同。吴氏听闻朝堂对峙之事，也时常劝慰王安石，苏轼品性正直坦荡，敢于直言时弊，实属难得，分歧只在治国方略，不必心生怨怼。
朝堂之上，二人立场对立，一主激进变法，一主温和守旧，文书奏疏针锋相对，殿中辩论寸步不让；可抛开派系政见之争，二人皆是心怀天下、体恤万民的文人，心中坚守的仁民本心殊途同归，这份复杂又通透的交集，也为二人日后乱世相逢、惺惺相惜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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