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姓王，六十八岁，独居，住在铁道边一栋老楼的一楼。
邻居们说，老王头这两年脑子不太清楚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有时候会一个人坐在路边发呆，一坐就是大半天。
李国强带着人上门的时候，老王头正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晒太阳。
看到穿制服的人来了，他也没什么特别的反应，只是抬头看了他们一眼，又低下头去摆弄手里的两颗核桃。
“王大爷，7月16号晚上十点多，您是不是在路边坐着？”李国强蹲下来，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一些。
老王头的手停了一下，核桃在掌心里发出咯吱咯吱的摩擦声。
他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盯着李国强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看见了。”
李国强的心跳猛地加速了：“您看见了什么？”
“打架。”老王头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很轻，但语气很确定，“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打架。”
“男的什么样？女的什么样？”
老王头不说话了。他低下头继续摆弄核桃，像是刚才的一切都没发生过。
李国强又问了几遍，老王头始终不开口，只是偶尔抬头看一眼远处的铁道，眼神空洞得像是什么都装不下。
没办法，李国强只好暂时收队。
老王头的精神状态确实有问题，他看到的画面可能真实，也可能混杂了大量幻觉和臆想。
即便他真的是目击者，他的证言在法律上的采信度也存疑。
另一条线索也在同步推进。那个夹着广告牌的男人被找到了，但他跟这起案子没有任何关系。
男人姓赵，是一名建筑工人，在附近一个工地上干活。
他那天下夜班后确实夹着一张广告牌在街上走，但那张广告牌是他从路边捡的，准备铺在地上当垫子睡觉用。
他扔掉广告牌的位置也确实在铁道附近，但技术科对他扔掉的那张广告牌做了检测，没有发现任何血迹。
而且他的行动轨迹、工友的证言、工地打卡记录全部对得上，案发时间段他根本不在小树林附近。
两条线索都断了。
李国强坐在会议室里，面前摊著一桌子的照片和报告，烟灰缸里的烟头堆成了一座小山。
他掐灭手里最后一根烟，把烟屁股狠狠地按进烟灰缸里，长长地吐出一口白雾。
“从头来。”他哑著嗓子说。
就在专案组一筹莫展的时候，法医老周推门进来了。
他手里拿着一份刚出炉的尸检报告，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死者的身份有眉目了。”老周把报告放在桌上，“根据耻骨联合面的形态特征、牙齿的磨耗程度和长骨的骨化程度综合判断，死者年龄在四十五岁左右。”
“身高一米五，体重七十八斤，体型偏瘦。另外，我们在死者的血液和骨髓里检测出了抗抑郁药物的成分，浓度很高，说明死者生前长期服用抗抑郁类药物。”
四十五岁，抗抑郁药物，体型瘦小。
李国强立刻在警务系统里输入了这些关键词进行筛查。
系统很快跳出了一条失踪人员登记信息，登记的日期是7月17日。
报案人是一名男子，称自己的妹妹阿芳于7月16日晚上外出散步之后失联，至今未归。
阿芳的年龄、身高、体重，全部与无名女尸的体貌特征吻合。
登记信息里还特别备注了一条——失踪者患有重度抑郁症，长期服用药物，离异，子女不在身边，与母亲同住。
dna比对结果在两个小时后出来了，确认无名女尸就是失踪的阿芳。
李国强立刻带着人去了阿芳家。
阿芳的母亲已经七十多岁了，白发苍苍，身形佝偻，眼眶红肿得像是几天几夜没合过眼。
李国强还没有开口，老太太就已经知道答案了。
她没有哭，没有尖叫，只是慢慢地坐在了沙发上，两只手交叠著放在膝盖上，整个人像是突然老了十岁。
她的嘴唇哆嗦了很久，才挤出一句话来。
“我早就说了，不要晚上出去散步，她就是不听话。”
这句话里没有责备，只有铺天盖地的悲伤。
调查很快围绕阿芳的社会关系展开。但令专案组意外的是，阿芳的社会关系异常简单，简单到几乎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她离异多年，唯一的女儿跟着前夫在外地生活，母女俩一年也联系不了几次。
她因为抑郁症的缘故，几乎不与任何人往来，没有闺蜜，没有同事，没有牌友，没有任何社交圈子。
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