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1年开始的精简职工工作，虽说在1963年7月就已经总体上结束了。
但是局域性的、小范围的精简工作一直没有停。
不管是前些时候开展的工作，还是眼下正紧锣密鼓推进的工作，都有一项共同的目标，。
在管理架构方面，大力推行减少管理层级、压缩行政人员编制，改的方向有点类似几十年后的扁平化管理。
人数多的大厂一般是合并减少科室数量；
人数少的工厂取销科室这个层级，由厂领导直接负责。
而从科室精简下来的人员，全都被安排到生产车间一线去，实实在在的参加劳动。
在劳动力调配方面，被精简下来的工人也没有被闲置。
分流到新组建的生产车间，或是补充到人手紧缺的车间，又或者是调配给其他急需劳动力的工厂。
五星食品厂上次的用人申请，走的就是市劳动局调配科的渠道，靠着这种内部调剂的方式补充人手。
这样的用人模式，大大减少了工厂招收新职工的须求。
就拿五星食品厂来说，今年的临时工用工名额，基本就没打算再额外增加了。
另一边，每年从初中、高中毕业的年轻人，却是一批接着一批，数量只增不减。
招工的口子在收紧，毕业生没有减少还增加了，城里那些既没能升学、又找不到工作的闲散年轻人，自然也就一年比一年多了起来。
这些15-25岁的年轻人，正是胆子大、精力旺盛的年纪。
他们如果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不仅容易在街上惹是生非，闹出些邻里纠纷，也很容易走上偷鸡摸狗、违法犯罪的歪路。
为了应对这个棘手的问题，京城早在62年的时候就组建了‘广播函授学校’，紧接着，各个街道办又办起来了‘青年学习班’。
名目各有不同，归根结底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
把这些闲散在城市里的青年组织起来，通过集中管理和系统教育，让他们有事可做、有书可读。
街道办手里也多了一支可用的力量，不管是组织居民学习，还是搞卫生工作、筹办文娱汇演、各类公益活动，都可以喊这些人帮忙。
可话又说回来，天底下没有一直白干的活儿。
给这些青年上课的老师，就算不用发工资，起码也得管一顿饱饭。
学员们跟着街道跑东跑西的，参加那些搬砖运土、清扫街道之类的公益劳动，都是实打实的体力活，不给钱，粮食补助肯定要解决一下。
这方方面面的开销，都得要真金白银的经费支撑才行。
所以，这样的学习班改为了‘劳动后备讲习所’，也有的地方取名为‘青年劳动学校’。
改了之后，理论学习、必要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知识这些依然有，另外采取有工做工、无工学习的灵活办法。
这些‘劳动后备讲习所’自办小型工厂、农场，或者是直接和周边的工厂企业、公社挂钩，组织学员参加劳动。
学员们靠着劳动挣来的收入，一部分用来填补讲习所的日常经费缺口，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补助发放给学员本人。
说起来，这些学员也算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临时工了。
刚开始的时候，全国各地对这些‘劳动后备讲习所’的学员并没有明确的特别关照。
明年年初各地都会出台一些优待措施，‘今后城市工业企业用人和动员下乡务农均以劳动后备讲习所作为主要物件。’
‘根据用人和安置条件，分别由劳动后备讲习所向工农业战线输送建设人才，未参加劳动后备讲习所的则一律不准私自录用。’
这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那些没有进入‘劳动后备讲习所’的年轻人，基本上是没得分配工作。
李子敬回应邻居陈文茂说的街道办的任务又更重了。
“劳动局那边的招工名额有限，街道办肯定没辄。那些还没有分配工作的年轻人，也只能耐着性子慢慢等了。”
甘德明搭话道：“依我看啊，这些年轻人怕是连慢慢等的机会都没有，等不到工作分配的那天了。”
陈文茂听得一头雾水，“这话怎么说？好好的，怎么就等不到了？”
甘德明往嘴里扒拉了一口菜，“还能是因为啥？当然是啊！”
“现在的好些工厂，都在搞呢！有的是把内核车间，有的干脆就是整个厂子。”
“厂子都搬去外地了，咱们京城哪还有那么多空馀的工作岗位分给这些年轻人？”
包大爷不太认同这个说法，反驳道：“话也不能这么说，虽说有些厂子搬走了，可大部分工厂不还是留在城里嘛！”
甘德明嘿嘿笑道：“留下来的工厂企业确实很多。”
“可您看看，那些工厂既没有扩建的计划，也没有新建车间的打算，全都只是维持着原来的规模，压根就不可能多招人。”
接着，甘德明又说道：“上头下文档，要严格控制沿海地区大中城市非生产性建设，咱们京城位列其中。”
“您瞧瞧，现在城里连新房子都不准备建了，城里的工作岗位还能增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