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反复强调和非常看重的，‘四青’工作队的队员们要和普通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
基本上，吃饭、下地干活、参加各类普通会议，工作队队员和当地的普通社员都是一样的。
然而，工作队的队员们还要额外承担更多的工作，象是组织部分社员开小会、开党团会、上党课，等等一系列的工作，几乎没有空闲时间。
这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个问题：工作队的队员每天都要面对超长的工作时间，睡眠时间较为不足，长期处于疲惫的状态。
每天干的活比普通社员多，休息的时间却比社员们少，照理讲工作队的队员应该多吃一些、吃好一些。
在生活条件较为困难的地区，当地社员能吃饱肚子就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想让工作队的队员吃到相对好一些的派饭，实际上是没有这个条件。
如果单独给工作队队员开小灶、加菜加餐，又有脱离群众的嫌疑，也是不现实的。
‘一根筋’变成了‘两头堵’。
很多任务作队的队员们都是苦哈哈的硬撑着。
工作队的领导常常开导大家，队员们自己也在给自己加油打气，不断暗示自己再坚持坚持，半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可惜，这种工作延期、加期的情况较为普遍。
象是李子敬在红星轧钢厂搞‘五返’工作的时候，就超出了原先预估的时间。
大多数工作队员在一个地方的‘四青’工作结束后，作为工作骨干被直接调动到下一个地方，继续参加新的‘四青’工作。
中间没有休假，无缝衔接的继续工作。（后面才改了一些，给半个月时间处理家务事）
长期离家，工作繁重，休息不足，吃得也不好。
这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工作队的队员妥妥的很容易生病。
此时的相关工作报告里面，多次提到了队员生病的问题，不少队员的个人回忆，也提到了生病的问题。
院士钟某某的回忆，从1965年秋天开始，在乳山县参加四青工作的的整整一年岁月：
‘右脚踝被跳蚤咬了，瘙痒难忍，挠破后，创面开始化脓、浮肿，肿起的大包象一个球，后来浮肿一天比一天大，穿棉鞋根本系不上鞋带，每天出工不得不一瘸一拐。’
‘到了年底，脚肿得实在不行了，正好赶上春节放假，借了钱请假从郑州坐飞机回广州治病。’
‘‘你的脚幸亏治疔及时，否则很快就会发展为骨髓炎，那时脚都保不住了。’’
‘只因为我能带病坚持劳动，又能为大家看病，受到农民的一致好评，并介绍我如愿以偿地添加了。’
年轻男性的身体素质可以说是最强的了。
年纪大的人、女同志的身体条件都比年轻男性差一些，抵抗力也相对更差，生病的人也就更多了。
不管这些队员是因为客观上长期劳累，导致自身身体条件变差了；还是因为长期离家，主观上畏难情绪越来越重。
进而产生了想回城的想法。
李子敬这种没有下乡参与‘四青’工作的人，都不太合适对他们多加批评。
他没有过多评论，轻声询问涂筠梅，“你们单位的人，现在被安排到哪里去了？”
涂筠梅回应道：“他们现在在河南许昌集训呢。”
“听我同学赖皎皎讲，等她们结束了在顺义的‘四清’工作，也会被调去许昌。”
听到是河南，李子敬不由得想起了前年的时候，保卫科小队长夏崇祥在开封的表弟，逃荒来京城投奔表哥。
“河南那边的生活条件，是会更为艰苦一些。”
涂筠梅补充说道：“离京城也远，写一封信寄回来，都要好久才能收到。”
李子敬帮她纠正一个事实，“远倒不是非常远。”
“只是寄信要去镇上才能寄，然后信从镇上转到县里、市里，经过层层中转，耽搁的时间多了，才会显得那么慢。
涂筠梅坚持道：“总归还是交通不便，花在路上的时间长。”
李子敬叹了一口气，“我们国家还是太穷了。”
“要是日笨、镁国和欧洲的国家每年都赔一笔钱给我们国家，想来大伙就不用过得这么艰苦了。”
从未有过的设想，涂筠梅惊讶道：“让他们赔钱给我们？怎么可能呀？”
李子敬理直气壮说道：“怎么不可能呢？”
“亚洲西边有一个‘以国’，不仅镁国每年都会给他们大笔的资金援助，西德也拿出了大笔资金支持他们。”
“现在‘以国’的日子过得很滋润，老百姓的生活条件很好，全都是靠瓯镁国家的大量援助才实现的。”
“连‘以国’这样的国家，都可以拿瓯镁国家的援助，我们要求瓯镁国家赔钱，更是理所应当、天经地义的事情。”
“从1840年开始的差不多100年时间里，他们吃了喝了抢了的，都必须加倍赔回来，这是他们欠我们的！”
涂筠梅还是觉得过于异想天开了，“话是这么讲，可关键是，他们会赔钱吗？我觉得不太可能。”
李子敬意味深长说道：“是啊，你说得没错，跟那些强盗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