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之后，王府、议会和三城各自拥有一部分军粮与水路。
任何一方都能在自己的地界截船，扣下另一方的粮，或把一条未核实的消息说成宫廷命令。若继续这样，谈判不会被刀打断，而会被一船一船的粮拖死。
韩叶提出建立共同渠道。
“粮、军令和案卷可以同行，但不能由同一人接触全部。”
皇室认为这会让护送变慢。祝之月说：“慢是成本，混在一起才是风险。”
共同渠道先分为三层：公开水牌写航线、费用、货类和到达期限；密封异议交给三名不同机构的人保管；紧急口述允许不识字的人在见证前陈述，再由记录员复述确认。三层都不替另一层作决定，却互相留下可以查找的入口。
第一趟共同船队送的是伤药、军粮和刺杀案证物。船上有六名护卫、三名记录官和两个粮吏，舱门分成三把锁，任何一方都不能独自打开全部。
出发前，一名水哨要求交出皇室护卫名单。船队只交航线和货物，不交私人军籍。水哨说没有名单就不能过闸，船工把船靠向浅滩，宁可搁浅也不愿在深水里接受没有范围的搜查。
韩叶赶到后，让水哨写出要看名单的理由、保存方式和销毁日期。水哨写不出销毁日期，只说奉上峰口令。口令被列为密封异议，船队则按公开水牌继续前行。
船舱里很快发现一把陌生短弩。弩机与刺杀案中的箭羽相同，显然有人想让船队内部互相怀疑。护卫要求把所有粮吏绑起来，粮吏则要求先搜军人。
韩叶把短弩封进证物匣，按钥匙、缆绳和舱门接触记录排查。最后查出，短弩是在水哨换缆时混入的。水哨承认自己接过证物舱的钥匙，却说当时只顾收绳，没有看见谁靠近。
“没有看见不是没有发生。”韩叶把这句话写进交接栏，“但也不能因为发生了，就把所有没有看见的人都写成凶手。”
抵达三水城后，所有人分别提交行动记录。记录互相交叉，确认短弩并非船工携带，也没有真正被用于袭击。水哨承担看守空档责任，刺杀案继续追查；共同渠道没有因为一次混入而中断。
争议随后转到信息范围。
船工说，不知道终点就无法承担水路风险；军籍署说，军令不能让船工知道；议会担心任何一方拿到完整路线后截船；皇室则想把所有内容都留在宫内。
韩叶把信息拆成四份：船工知道终点、货类和水险，军籍署知道兵数与护送命令，议会知道费用、交接和路线，皇室保留外交与军事机密。任何一方都能验证自己承担的部分，却不能独自拼出一条可以用来扣船的完整命令。
一名水哨故意漏记钥匙交接。船工拿出当时的交接纸，证明水哨亲手接过钥匙。水哨说自己只是临时调岗，没人提醒需要记录。韩叶没有因此撤换整队，只在制度中增加“钥匙接触者”一栏，临时调岗也必须说明开始和结束时间。
几日后，紧急口述收到一条消息：旧王府有一艘无旗船每隔五日停在芦苇湾。记录员复述时把“五日”听成“十日”，陈述船工立即要求改正。记录所于是规定，口述者必须听完复述，确认后再按手印；若不会按印，由两名见证写明其确认方式。
另一条密封异议来自宫内，指向内仓一处暗门。暗门若立即公开，可能引来闯入；若长期封存，又会让守门人独占秘密。三方先派没有宫籍的泥瓦匠验门，再公开门的位置、使用记录和封存理由。秘密没有被一口气揭开，也没有永远归某一个人保管。
百津随后收到一条边境异议：有人用王名征走两百头羊，却没有留下返还日期。边境军镇回信说羊是军需，百津要求核对征用人名和期限，三水城则查军镇当月粮册。三地没有立刻互相指责，只把同一项异议分给三个记录点。
军镇补回一份征羊记录，却说明其中一部分已经死亡。共同渠道没有把回函改成“全数返还”，而是分列存活、死亡和无法确认。消息送出时是什么样，回来时少了什么，也成为必须登记的一部分。
共同渠道不是让国家透明得像一块玻璃。
它只是让黑暗的边缘有登记、有期限、有可追问的经手人。旧王府若要封河，必须留下封河命令；水运署若不执行，必须写出不执行的理由；船工若看见异常，至少有一条不用先喊王名才能抵达别人耳朵的路。
年底，三城共同船队再次出发。三把锁仍在不同人手里，船上的每一袋粮、每一封异议和每一件证物，都有自己的交接线。渠道没有消灭权力争夺，却让争夺不能轻易把所有人的路一同截断。
年底，三城共同船队再次出发。三把锁仍在不同人手里，船上的每一袋粮、每一封异议和每一件证物，都有自己的交接线。渠道没有消灭权力争夺，却让争夺不能轻易把所有人的路一同截断；任何人若想关上一扇门，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