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之月被带到水闸官署。
案桌上摆着一摞所谓水税亏空账。
商盟指控她把公共水运税转给小船联盟。
地方官则说她越权征税。
祝之月要求当众验票。
第一张税票上出现她从未使用过的私印。
票上的船号有一半从未经过水闸。
另一半实际缴税，却被记在旧商盟名下。
“亏空在哪里？”她问。
官吏指向总数。
“总数不是船。”
她让船工逐票核对。
商盟的账像一张网，网眼越大，越能把不存在的船算成经过。
祝之月暂时没有被定罪。
但她的私印已经出现在一份旧王债券上。 债券的抬头是“百津水运恢复专项”，发债人写着韩叶，担保人写着祝之月，债券总额三千石粮。商盟拿着债券来兑，声称水运停运期间，他们已经替百津垫付了船工和粮道费用。
祝之月看见自己的私印，第一反应是把它撕掉。韩叶拦住她：“撕了，只能证明你不想看。”
她们把债券送去比对，纸张来自公开抄录所，印泥却是旧王府的黑泥。祝之月的私印曾在第一卷灰原盟约中使用过，印模被临时封存，不可能流到商盟手里。
商盟掌柜说：“印是真的就够了。”
韩叶问：“你见过祝之月签发吗？”
掌柜答：“印比人可靠。”
祝之月冷笑：“那你也可以去找印还债。”
债券背面列着水运税收入，收入数目与百津公开税账相同，却多出一项“王室协调费”。韩叶查到，这笔钱正是三千石粮的来源，但税账中没有王室协调费。
有人开始传言，祝之月私吞水税，再用韩叶的名义向商盟借粮。祝家旧名本就敏感，传言一日内传到三座城。
韩叶没有让祝之月离开百津，而是把她的私印交给证物室封存，并要求所有过去使用过该印的人来登记。登记队伍中有一名商盟旧账房，他说自己曾在南岸见过同一印模。
“你为什么现在才说？”
“以前说了，没人信。”
韩叶让他写下见证时间、地点和在场人。账房写完，忽然承认自己曾替商盟刻过印模，却不知道印模后来被卖给谁。
祝之月问：“那你也是伪造的人？”
账房答：“我是把门打开的人，不是走进去的人。”
债券暂不兑付，商盟可以提交垫付凭证，但不得凭债券扣押水运税或军户土地。祝之月没有被定罪，但她的私印已经出现在一份旧王债券上；有些人不需要真正证明她做过，只要让她开始解释，就足以拖慢整个水运制度。
水税账房被封的第二天，船主们便在水闸外排起长队。他们手里有交过税的凭据，却无法证明税款究竟进了哪一间库房。旧王府的税官说，王府印一盖，缴税便算完成；祝家账房则说，私印出现不等于祝家收过钱。
祝之月让人把过去三个月的水税分成四栏：船主已交、闸口已收、账房已入、公共工程已用。前三栏都能找到数字，第四栏却几乎为空。
一名船工指着账本：“我们交的钱说是修闸，闸门坏了还是我们自己修。”
商盟管事解释：“水税不是修闸费。”
“那是什么？”
管事答不出。旧章程里只写“按船收取水利税”，没有规定用途。韩叶把章程贴到水闸旁，要求每一笔税款在新账里注明归属，旧税则只按真实交付入册，不准把抽象的“水利”写成已经完成的工程。
祝之月亲自查私印来源。印面边缘的一道细缺与她失踪的旧印不同，刻印师承认有人拿着她父亲的旧印样本来过作坊，却没有见到本人。对方付的是北仓粮票，票上有裴存的批注。
“你们要把私吞水税算到我头上？”祝之月问。
韩叶摇头：“我只把印的来源、钱的去处和真正得利的人分开查。若把三者混在一起，最先被拖垮的就是你。”
祝之月把商盟的垫付账公开出来，其中一部分确实救过难民，另一部分却流入旧王府的水牌费。她没有替祝家洗掉那一部分，只把受益人姓名补进账里。
水闸重新开后，税官仍在收钱，却不能再把一张总账当成全部解释。每艘船经过时，船工都能看见今日税额和昨日修闸支出，旧王的水路因此多了一层不愿替他隐瞒的眼睛。
税官被押到议会时，怀里还揣着两本账。一本写得工整，记录每船过闸钱；另一本只有十七页，写着他给旧王府送去的银数。税官说第二本是私人借款，不能算公税。韩叶让船工逐条核对，发现所谓借款都发生在税官收钱的同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