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结束前，景昭沿内河返回旧驿馆。
船行到第三桥时，桥腹忽然射出一支短弩。弩箭擦过车窗，钉在随行记录员肩旁，箭尾缠着宫内禁军常用的白线。记录员倒下时，怀里的谈判附页被箭尖穿出一个洞。
守卫封住桥面，人群向两岸散开。有人说刺客穿着议会护卫服，有人说他从宫墙内射箭，两种说法都能找到一件沾血的衣服。
景昭没有受伤，却没有立刻下令封河。
“若桥永久关闭，想阻断水路的人已经赢了。”他说。
韩叶赶到时，先让所有人退开，记录风向、船位、桥面湿度和弩箭入木角度。桥腹里没有刺客，只有一组牵引绳。绳子通向河岸废仓，废仓登记在商盟名下，半年无人使用。
商盟掌柜说废仓被王府借走，王府账上却没有借用记录。宫内使者指认百津商盟，景昭身边的护卫则要求把所有船工押走。
祝之月从桥下上来，手里捏着一块湿木片：“绳结是水匪的结法，但麻绳来自宫中旧库。”
“这能证明谁动手？”景昭问。
“不能。只能证明有人把两种来源拼在了一处。”
韩叶让人把弩、绳、废仓钥匙、白线和谈判附页分开封存。刺杀令随后被发现，纸上写着“景昭必须死于第三桥”，落款却用了三方见证格式，像是有人故意让刺杀看起来来自一套共同制度。
景昭要求交出护卫名单。
名单中有一名护卫在箭发前离船，去向不明。景昭说那人曾救过自己的命，不愿相信他是内应。
韩叶把名单折回去：“救过陛下的人，也可能替别人杀人。恩情可以留下，不能替他证明清白。”
死去的抄录人家属赶到码头，要求王府和议会共同抚恤。宫中说死者属于议会，议会说他死在护送皇族途中。韩叶从公共抚恤池先发最低补偿，再把责任案分成护送、桥防和刺杀三项，不能让家属等两方争完才领到钱。
第三桥当日有二十一条船，只有四条船底有新刮痕。其中一艘贵族船在刺杀前半刻停过桥下，另两艘是无牌小船，最后一艘属于商盟护航队。
贵族代表要求隐去船名，理由是牵涉家族声誉。祝之月把船名封存在证物库，公开账只写编号，不替任何人提前定罪。
三日后，废仓旧钥匙出现在一名宫内杂役手中。杂役承认钥匙是从王府车夫那里买来的，却说自己只是想打开废仓找药。
车夫承认卖过钥匙，说买钥匙的人自称水司。水司查出那人使用的是过期临时牌，临时牌又来自一名已经离职的宫吏。
三层线索都不能直接证明刺杀主谋，却说明有人利用制度更换留下的空隙。韩叶命令旧钥匙全部换号，旧牌全部作废，杂役先受保护再作证。
杂役第二次作证时，认出车夫买过旧钥匙，却不敢确认车夫是否知道用途。韩叶把证词拆成两项：买钥匙，知道用途。任何一项都不能自动替代另一项。
车夫这才说，钥匙其实是替一名宫女买的。宫女已经失踪，只留下最后一笔工钱和一双沾泥的鞋。
有人建议把宫女列为同谋，以便尽快结案。韩叶拒绝：“先查她如何消失。一个人方便被指认，不等于她方便被定罪。”
宫门重新开放，第三桥也重新开放，所有船牌增加双向查验。刺杀没有被一份方便的名单解释完，却留下了可以继续追查的路线：谁拿过钥匙，谁改过临时牌，谁在白线出现之前进入过废仓。
景昭站在桥头看着水面：“若最后证明刺客来自我身边，王位是否也要因此被废？”
“一个人做的事，不能替整个制度回答。”韩叶说，“但他做过的事，也不能由制度替他躲过去。”
桥下水声重新连起来。封锁没有成为永久命令，嫁祸也没有因为找到一个买钥匙的人而结束。
宫女的最后一笔工钱来自内廷杂役房，领取人却是另一名已经离宫的女史。韩叶让共同渠道向三座军镇发出查询，不把失踪者的名字锁在宫门之内。
景昭问：“如果她已经死了呢？”
“那也要知道她最后在哪里被看见。”祝之月说，“死人不能替人背罪，失踪也不能替人填空。”
七日后，南水门送回一张模糊的船牌拓本。船牌上只有半个宫女姓氏，后面记着一箱未交接的药。药箱没有找到，船工却记得那夜有人要求把船灯压低。
刺杀案因此从一座桥延伸到一条水路。宫门、废仓、临时牌和失踪的宫女各自留下半段事实，没有一段足以替其他段落作结论。
景昭最终同意把调查期限写成三十日，期限内不得以“未破案”为由扩大抓捕。第三桥重新开放，桥下水流仍然很快，查案却必须一件一件把手伸进黑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