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套法统的证人、旧契和军令被搬到城外公署。
百姓隔着木栏旁听。旧王代表要求按贵族法庭审理，新皇代表要求按宫廷诏令审理。两边都把宗谱、遗诏和旧印摆在桌上，像只要纸够多，王位便会从纸里自行站起来。
韩叶要求先不问谁是真皇帝，而问三件物品是否来自同一条保存链。
景衡川的遗诏缺少交接人，景昭的宗谱残页有两种纸张，旧印则在火灾前后都有使用记录。贵族代表认为这些只是文书细节。
一个伤兵说：“我缺一条腿时，你们说细节不重要。现在你们争王位，细节又变成命。”
审理的第一名证人是旧王府史官。他承认自己曾按命令撕掉一页宗谱，撕掉的不是继承顺序，而是一个被贬为庶人的王子名字。
景衡川的支持者要求把史官押下，景昭却要求他继续说。
史官说，过去每次改谱都伴随土地和婚契变更。宗谱不是单纯的家事，而是贵族权利的入口；一个名字从谱上消失，往往意味着一户人家的地、婚约和抚恤也会随之改变。
韩叶让他把每次改谱的日期、经手人和涉及的土地写下。史官写到第三项时，现场有人吹响短哨，试图制造骚乱。守卫没有拔刀，先把哨声来源标记在地图上，旁听者被要求继续留在原位。
第二名证人是西城粮仓的仓吏。他承认自己改过三处粮数，却说改数是为了让军仓看起来还有余粮，避免旧部先抢。
韩叶问：“你改掉了多少？”
“二百石。”
“实际少了多少？”
仓吏没有答。他说自己只改了入账，后来有人依据假数调走更多的粮。
许缜让记录官把改数、实际损失和后续调度分开。仓吏承担改账责任，不能自动承担所有后续缺口；后续调粮的人也不能用“账本已经错了”替自己免责。
第三名证人是宫内女官。她承认曾把药材转给贵族家属，但那批药原本已经被内侍截留，若不转出去，病人会死。
两边都想把她当成自己的证人。韩叶却问她是否留下过领药记录。女官说没有，贵族家属的药箱由内侍直接搬走，医署只知道少了一箱止血散。
“有理由不等于没有错。”韩叶说。
女官的行为被拆成转移、未登记和救急三部分，案权机构分别核对。审理不把她立刻写成贪墨者，也不把病人的存活当成抹掉账目的理由。
旁听席上的难民开始报出自己的收粮时间。有人记得一车粮在南门停过，却没有进营；有人只收到半袋，押车人说另一半是王府恩赏，不需记账。
祝之月让这些口述进入证词附录，标明不能单独定罪，却可以与运单、仓账互证。
“百姓不懂政务。”一名贵族代表说。
“正因为他们不懂政务，才只记得自己有没有吃到。”祝之月答。
景昭出庭时，审判席要求他说明自己是否曾命令旧部删改案卷。景昭回答没有直接命令，却承认自己长期默许“只报好消息”的习惯。
有人问默许算不算下令。
景昭沉默片刻：“王知道有人借王名做事，却从不追问，至少算没有尽到阻止责任。”
这句话被写进记录。旧部要求撤换审判席，韩叶拒绝，理由是审判席已经由军户、商盟、抄录员和宫廷代表共同组成，谁都不能因不喜欢答案而更换问题。
审理持续到黄昏。景衡川没有被判无资格，也没有被确认有资格；他被要求七日内补齐西城救济账。景昭被要求说明自己调动的三支护卫去了哪里。两人都没有拿到“清白”的整齐结论。
几名仓吏被判退赔，女官接受限期禁职，旧王府承担未公开债务的复核责任。罪责不自动传给家属，补偿也不自动覆盖所有损失。
审理结束后，一名被罚仓吏的女儿来问，父亲退赔后家里还能不能领粮。祝之月让她带来家中人数和现有存粮，按公共规则发放。
她又问：“如果父亲真的做错了，我们是不是也要跟着饿？”
“责任归他，粮先按你们的生活发。”祝之月说。
景昭在案卷末尾签字时，问韩叶是否该把自己的责任写得更重。
韩叶答：“写事实。重或轻由后来的人看。”
景昭签完后，在王府责任栏旁留下“本人已阅”。四个字不能替他承担全部后果，却让后来查案的人知道，这一次王没有只让下属代签。
公开审理没有决定谁是真皇帝。
它先决定了另一件事：无论谁最终坐上王位，都不能再把证据、粮账和受影响的人关在门外。
公开审理结束后，最难处理的是证人。
旧史官担心回宫会被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