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杀鸡儆猴
仗打完了，柴荣没急着庆祝。他休兵于高平，做的第一件事是处理俘虏和降卒。选北汉降卒数千人编为“效顺指挥”，交给唐景思统领，余下的两千多人发了路费遣散。
然后，樊爱能、何徽回来了。
这二位听说周军大捷，估计心里琢磨着：反正打赢了，回去认个错，最多降职处分，总不至于杀头吧？
柴荣确实犹豫过。
《资治通鉴》记载得很生动：柴荣“昼卧行宫帐中”，张永德在旁边侍奉。柴荣把心里的纠结说了出来——杀，还是不杀？
张永德的回答堪称高平之战第二战场的关键一击：“爱能等素无大功，忝冒节钺，望敌先逃，死未塞责。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军法不立，虽有熊罴之士，百万之众，安得而用之！”
这话翻译过来：这帮人平时没立过什么功，靠着资历混到了高位，一打仗就跑，死都不够赎罪的。陛下您想平定天下，要是军法立不起来，就算有百万雄兵，有个屁用。
柴荣听完，“掷枕于地，大呼称善”。
——枕头一扔，好！
接下来的场面，史书写得很简洁但极其有画面感。
柴荣把樊爱能、何徽以及所部军使以上七十余人全部抓起来，当着众将的面，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值得原文引用：
“汝曹皆累朝宿将，非不能战。今望风奔遁者，无他，正欲以朕为奇货，卖与刘崇耳！”
你们都是历朝的老将，不是不能打。今天望风而逃，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想把朕当成一件奇货，卖给刘崇罢了。
说完，全部斩首。
何徽本来柴荣想饶他一命，因为他当年守晋州有功。但想了想，法不可废，还是杀了。杀完之后，给了棺材送回老家安葬。
七十多人，人头落地。
五代十国那个年代，兵骄将惰是常态。将领们打仗，赢了抢功劳，输了换主子，反正谁当皇帝都得用他们。但柴荣用这七十多颗人头告诉所有人：从今以后，规矩变了。
“自是骄将惰卒，始知所惧，不行姑息之政矣。”
作者说
历史上写高平之战的文章太多了。大多数都在赞美柴荣的英勇、赵匡胤的果敢、战后整军的果决。这些都没错，但我想说点不太一样的。
第一，高平之战的真正转折点，其实不是柴荣冲阵，也不是赵匡胤的反击，而是张元徽的马倒了。
如果张元徽没死，北汉东军的攻势不会垮。如果东军不垮，杨衮未必会撤。如果杨衮不撤，就算柴荣再勇，后周军的兵力也不占优。一场战役的胜负，在冷兵器时代，常常取决于一个非常偶然的细节——一匹马的失蹄。
柴荣的勇敢值得敬佩，但历史的走向，从来不只属于勇敢的人。
第二，樊爱能、何徽的逃跑，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其实是一种“理性选择”。
五代十国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将领是“股东”，皇帝是“ceo”。打输了，换个ceo就是了，股东还是股东。樊爱能跑了，如果北汉赢了，他可能还能在新政权里继续当将军。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他的选择不无道理。问题在于，柴荣打破了这个博弈规则。他让“逃跑”的成本从“可能没事”变成了“必死无疑”。七十颗人头落地的意义，不是惩罚过去，而是重写了未来的游戏规则。
这才是高平之战最深刻的影响——它不只是一场军事胜利，更是一次制度变革的暴力启动。
第三，赵匡胤在这场战役中的角色，比大多数叙述中要复杂得多。
很多人把赵匡胤在高平之战中的表现描述为“一战成名”，这没错。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是：赵匡胤当时只是一个宿卫将，他凭什么敢给张永德做战术部署？张永德是郭威的女婿，是殿前都指挥使，是皇帝身边最亲信的将领。赵匡胤一个中级军官，越过好几级直接跟张永德谈战术，这本身就说明了他身上有一种超越职位的东西——或者叫判断力，或者叫胆识，或者叫领导力。
张永德后来倾家荡产资助赵匡胤，最终赵匡胤却“黄袍加身”夺了他的江山。高平之战的那次合作，大概就是这段复杂关系的起点。张永德输给赵匡胤的，不是运气，而是那种在危急关头站出来说“跟我来”的能力。这种能力，学不会。
司马光说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高平之战着墨不少，但他最关心的其实不是战场上的胜负，而是战后的那七十颗人头。
他借张永德之口说出了自己的核心观点：“军法不立，虽有熊罴之士，百万之众，安得而用之！”
在司马光看来，一支没有纪律的军队，人数再多也是废物。高平之战之所以差点失败，根本原因不在刘崇多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