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丝不苟，金色袖扣在灯光下闪着低调的光。整个人看上去依旧优雅、体面、无可挑剔，只是眼下那一圈淡淡的青色，暴露了他这几天并没有睡好。
他身后跟着一名四十岁出头的法籍华裔秘书，手里抱着一个厚厚的文档夹。秘书进门后第一时间扫了一眼顾云，又不动声色地看了看桌上的茶具，眼神里闪过一丝意外。
不是咖啡。
是茶。
顾云特意让酒店准备的祁门红茶。
“顾先生，久仰。”
顾云起身，用流利的法语回应：“皮埃尔馆长，您好。您的那本《伯希和与中国西部考古》，我读过两遍，尤其是第三章关于敦煌手稿流转路径的分析，非常精彩。”
这种亮，不是客套，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突然发现对方不是门外汉时，本能产生的警剔与愉悦。
“哦？顾先生也研究敦煌学？”
“谈不上研究。”顾云笑着做了个请的手势，“只是上学时对丝绸之路文物流转史很感兴趣。后来工作需要，又补了些功课。今天能跟馆长当面请教，是我的荣幸。”
“请教”皮埃尔心里微微一沉。
真正高明的外交话术，往往不会一上来就把刀拍在桌上。它会先递上一杯茶，再问一句“请教”。
等你觉得自己还坐在文明人的沙龙里时，对方已经把证据链摆成了手术台。
两人落座。
“祁门红茶？”
顾云笑了笑：“馆长阁下果然懂茶。”
“年轻时在香港待过一段时间。”尔抿了一口，点头道，“很香，比咖啡适合今天的谈话。”
李昂在旁边心里嘀咕：那可不，咖啡提神，茶醒脑。今天您老人家需要的不是清醒，是开悟。
“顾先生，既然我们已经坐在这里，不如直接一点。您希望我做什么？”
顾云也没有再铺垫。
“我希望馆长阁下做一件符合您公开立场、符合法国国家利益、也符合历史正义的事。”
顾云从公文包里取出三份文档，推到桌子中央。
第一份，是1860年12月法军上尉库赞的私人日记摘录。
第二份，是1869年巴黎公证人协会关于库赞遗产拍卖的记录。
第三份，是1876年吉美博物馆入馆登记簿上那条模糊到近乎故意的“远东文物”。
但同样的文档，在不同场合被不同人推到面前，重量完全不一样。
上一次，它们是一封匿名信里的提醒。
这一次，它们是顾云亲手递出的帐单。
“馆长阁下，这条链条，您应该已经核实过了。”顾云语气平和，“库赞从圆明园大水法西侧取走两块汉白玉石雕；库赞死后，经拍卖流入古董商吉内斯特手中；随后由吉内斯特捐入吉美博物馆。时间、地点、人物、物品描述，全部闭合。”
“是的。我让人调阅了馆内源文档案。入馆登记确实只有‘远东文物’这个表述。”
“远东文物。”
顾云重复了一遍这四个字，没有讽刺，也没有拔高音量。
可正因为他太平静，反而让这四个字显得格外刺耳。
“一百多年前，欧洲许多博物馆都很喜欢这种写法。远东、东方、亚洲来源、私人捐赠……这些词本身没有错，但它们经常被用来遮住另一些词。”
“圆明园。劫掠。焚毁。战争所得。”
秘书低头翻文档，动作也明显慢了半拍。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
顾云没有乘胜追击，而是靠回椅背，语气重新放缓。
“馆长阁下，我今天不是来让您替一百六十多年前的法军上尉道歉的。历史的罪责，不该简单地让后人用一句话承担；但历史遗留下来的错误，后人如果明明看见，却继续装作看不见，那就不再只是历史问题了。”
因为这恰好戳中了他最怕的地方。
他这些年在法国文化界的名声，正是靠“去殖民化”“文化平权”“欧洲应正视历史包袱”这些立场创建起来的。过去这些词是他的政治资本，如今却成了顾云递到他面前的一面镜子。
镜子里照出来的，不是吉美博物馆的光辉，而是他脚下那两块来自圆明园的汉白玉石雕。
“顾先生。”尔缓缓开口，“我承认，这些材料非常有分量。但您也清楚，吉美博物馆是法国国立博物馆，馆藏处置不是馆长个人能够决定的。我需要文化部批准，需要理事会讨论，还涉及法国公产不可转让原则。”
李昂在旁边听得差点笑出声。
这套话他太熟了。
翻译成人话就是：东西确实是你们的，但程序是我们的；只要程序够长，历史就能继续等。
顾云却没有半点不耐烦。
“我当然清楚法国的程序。”他微微一笑，“正因为清楚，所以我今天才来见您，而不是直接向法国文化部递交公开照会。”
顾云继续说道：“正式照会一旦发出，文化部会激活程序，理事会会要求评估，议员会质询，媒体会站队。到那时，这件事就会从学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