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做工粗糙，号码编排也不对。但照片是真的。”
继续翻找手提包。里面有一支口红，已经干了；一把塑料梳子；半包卫生纸；还有一个小笔记本。
老陈小心地翻开笔记本。前几页记着一些日常开销：大米一斤035元，猪肉两斤46元，电费128元……字迹清秀工整。
翻到中间时，出现了一行不同的字迹，写得很潦草，像是匆忙写下的：
“1991年4月15日，周哥说必须走了。我不想走，这里好不容易安顿下来。但他很生气，说我不懂事。”
再往后翻，隔了几页空白，又有一行：
“1991年5月3日，新地方。周哥不让我出门，说风头紧。我想回家，想离婚，想堂堂正正的……”
写到这里断了，纸页上有几处皱褶，像是被水渍浸过又干了——可能是眼泪。
“1991年4月15日。”小林算着时间，“张建国是1991年3月底遇害的。命案发生后半个月，他们就匆忙搬走了。”
“因为怕被发现。”老陈说。
继续翻，笔记本后面几页被撕掉了，只留下参差不齐的纸边。最后一页写着一行字，墨迹很深，几乎划破了纸：
“我看见了，电视上……”
后面就没了。
“电视上什么？”小林问，“通缉令？新闻？”
老陈没说话，仔细检查手提包内部。在夹层里，他摸到一个硬物，掏出来一看，是个小小的金属徽章，圆形，红底，上面有“红星机械厂1988年度三八红旗手”的字样。
“她留着厂里的东西。”小林轻声说。
最关键的发现出现在手提包的底部。技术科的人用紫外线灯照射时，在包内衬上发现了大片的荧光反应——是血迹，被仔细清洗过，但在专业仪器下无所遁形。
“血迹面积不小，喷溅状。”法医老白初步判断，“至少是中等程度的出血。”
“能检验吗？”
“需要时间，但应该可以提取到dna。”
老陈站起身，环顾这座巨大的垃圾场。成山的垃圾在烈日下蒸腾着热浪，苍蝇嗡嗡地飞舞。
“这个包是什么时候被扔在这里的？”他问拾荒老人。
“应该没多久。”吴老汉说，“这堆垃圾是前天晚上环卫车倒的，我昨天开始翻，今天就发现了。”
“平时这里都什么人会来？”
“就我们这些捡破烂的，还有附近农民来倒生活垃圾。”吴老汉想了想，“对了，有时候晚上会有小车开过来，倒一些建筑垃圾或者不要的家具。”
“记得车牌吗？”
“哪记得，黑灯瞎火的。”
回市局的路上，车里很安静。小林开着车，老陈坐在副驾驶，手里拿着那个“刘芬”的假身份证。
“陈师傅，您说这个包为什么会出现在垃圾场？”小林打破沉默，“如果是李秀兰扔的，她为什么要扔掉自己的包？如果是那个姓周的扔的，为什么要留着这些可能成为证据的东西？”
“两种可能。”老陈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街景，“第一，他们匆忙离开，不小心遗落了。第二……”
他停顿了一下：“有人故意把这个包扔在垃圾场，希望被人发现。”
“故意？为什么？”
“也许是想告诉我们什么。”老陈说，“也许包的主人已经死了，有人想让我们找到线索。”
车停在市局大院。两人刚下车，就看见老赵急匆匆地从楼里跑出来。
“老陈，刚接到西塘派出所电话，有个女的来报案，说认识李秀兰。”
西塘派出所距离垃圾场不远，是个不大的片区派出所。报案人叫孙晓梅，三十多岁，在附近菜市场卖水产。
“我真的见过她，肯定没错。”孙晓梅很肯定地说，“去年春天，大概四五月份，她经常来我摊上买鱼。人挺文静的，说话带点北方口音，但不太爱聊家常。”
“记得她长什么样吗？”老陈问。
“瘦高个，皮肤白，短发烫卷了，右眉梢有颗痣。”孙晓梅描述的特征都对得上，“她每次都买鲫鱼，说家里人要喝鱼汤。我问她老公做什么的，她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她一个人来？”
“基本都是一个人。但有一次，有个男的开着车来接她。”孙晓梅回忆，“白色的小面包车，男人没下车，就在路边按喇叭。她匆匆忙忙付了钱就走了。”
“记得车牌吗？”
“没注意。但车挺干净的，不像拉货的。”
“那个男人长什么样？”
“隔着玻璃看不清楚，大概四五十岁吧，戴个墨镜。”孙晓梅想了想，“对了，有次她买鱼的时候，接了个电话，挺紧张的，说‘周哥我马上回来’。应该就是那个男的。”
时间、地点、人物都对上了。
“她后来还来过吗？”
“去年五月份之后就再没见过了。”孙晓梅说，“我还纳闷呢，老主顾突然就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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