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无精神疾病，案发时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但备注栏里写了一句：受测者在创伤事件描述中出现显著的应激反应，心跳、血压骤升，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倾向。
方远把报告看完，叹了口气。
第二次开庭，袁贵海的代理律师陈国栋带了一个新论点。
“审判长，我方有理由怀疑被告并非单纯为了防卫而取走那三百块钱。她可以在广州的任何地方报警自首，但她选择了去诊所、回旅馆、等待警察找上门。她拿钱、包扎伤口，整个过程有条不紊。”
方远站起来。“陈律师，我来还原一下。凌晨两点，一个全身是血的女孩，刚刚经历暴力侵害，她的第一反应是处理自己的伤，这有什么‘有条不紊’的？她去诊所登记了真名、真实住址，这叫‘隐藏行踪’？陈律师，您见过哪个‘预谋犯罪’的人拿三百块钱去正规诊所缝针留档案的？”
陈国栋没接这个话，换了角度：“被告曾在美容院工作期间因斗殴被公安机关处理，证明她有一定暴力倾向。”
“那起案件是被告与前男友发生争执，双方互殴，行政处罚已执行完毕。与本案无关。”
陈国栋摘下眼镜擦了擦。“方律师，我没说有关，我说的是‘背景’。一个人是否有暴力倾向，在判断其行为性质时应当考量。”
方远笑了。“陈律师，如果一个人去年摔了一跤，今年走路崴了脚，是不是能证明他‘习惯性摔倒’？”
旁听席上有人笑了一声。法官敲锤制止。
陈国栋脸沉下来。“审判长，我坚持认为，被告在死者失去反抗能力后补刺九刀的行为，属故意杀人。辩护方所称‘持续性恐惧’缺乏医学和法律双重依据。”
方远看了一眼被告席上的小琪。她低着头，手指捏著蓝马甲的下摆，捏得指节发白。
方远深吸一口气。“审判长，我申请陈述最后意见。”
法官点头。
“本案被告在案发时十八岁，第一次出远门，身无分文。死者袁贵海以帮助购票、提供住宿为由诱骗其进入私人住所，随后实施人身威胁和暴力侵害。被告在无法逃脱、无法呼救、已遭受暴力的情况下取下墙上的刀进行防卫——第一阶段的防卫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符合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关于无限防卫权的规定。”
他顿了一下，看了一眼庭上坐着的记者。
“争议集中在停顿之后的九刀。我方坚持认为，应激状态下的认知中断和恐惧延续，属于正常人面对极端危险时的合理反应。被告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执法者，她没有能力在十几秒内完成‘是否已经解除威胁’的专业判断。她只知道一件事：对方说过，要杀她。”
方远的声音低下去。
“她确实刺了三十一刀。三十一刀，每一刀都是恐惧。她确实盖上了那条短裤——因为她不想看。她确实拿了三百块钱治伤——因为她腿上的伤是真的，缝了七针，是真的。”
法庭静得能听见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
“审判长，我请求法庭在量刑时考虑以下几点：第一，本案的起因是死者对被告实施的严重不法侵害；第二，被告在案发后主动供述不利于自己的案件细节，包括她停下来观察、后来又补刺的事实；第三，被告在庭审期间多次向死者家属鞠躬道歉，并非无忏悔之心。”
他说完了，退回去坐下。
法官转向被告席：“被告，你有没有最后陈述？”
小琪站起来。她瘦得马甲空荡荡挂在肩上，声音哑哑的，像几天没喝水。
“我我想跟他的家人说，对不起。”她朝旁听席鞠了一躬，弓著背，没直起来。“我不是故意要杀人的。我真的真的很怕。他说我走了就杀我，他打我脸，他朝我走过来。”
她直起身，眼眶终于红了。
“我知道一条人命。我那天晚上如果死了，他是不是就不用坐牢？他还是个‘好人’？”
没有人回答她。
宣判那天是初夏。广州已经热起来，法院门口的凤凰木开了满树红花，落了一地。
法官宣读判决：“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鉴于案发前死者对被告实施严重不法侵害，被告在防卫过程中因恐惧失控致人死亡，且案发后认罪态度良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小琪站在被告席上，肩膀松下来，木木的，像终于绷断了一根弦。
方远回头看她。她没哭。
散庭后，记者涌上来围住陈国栋。“陈律师，您对这个判决满意吗？”
陈国栋整了整领带。“判决合法合规。四年刑期在故意杀人的量刑范围内属于从轻，我尊重法庭。”
“但您之前不是认为判得太轻了吗？”
陈国栋看了镜头一眼。“死者已经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