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岁老汉进城卖红薯，没想到来了一群蓝衣人，将红薯掀翻在地，还一巴掌打在老汉的脸上。
围观群众敢怒不敢言，打完后蓝衣人窜上车扬长而去。
然而三天之后，蓝衣大队长被人发现死在了自家门口，嘴里竟还插着一条自己的骼膊。
要问凶手是谁？
只见尸体旁满地的蔷薇花，这将意味着冲突远远没有结束。
……
2008年深秋，安城的夜风里裹着一股肃杀之气。
城郊结合部的一条土路上，七十三岁的王德贵推着破旧的三轮车，车斗里码着今早刚从地里刨出来的红心红薯。
老汉的脸被风吹得跟红薯一个色儿，粗糙，暗红，满是沟壑。
他得赶在天黑前进城，占个好位置，明儿一早把红薯卖了，给老伴抓两副治风湿的药。
刚拐上国道，两束雪白的远光灯劈头盖脸打过来。
一辆墨绿色的皮卡横在路中间，车身上印着四个大字——城市管理。
车门开了，呼啦啦下来六个蓝制服。
领头的是个大块头，制服扣子绷得跟随时要弹飞似的，脖子上的肉堆了三层，下巴直接焊在锁骨上。
这人叫马国良，安城城北大队的大队长，沿街摆摊的摊贩背后都叫他“蓝阎王”。
“老东西，第几回了？”马国良叼着烟，拿脚尖踢了踢三轮车的轱辘。
王德贵忙不迭从怀里摸出一包揉得皱巴巴的红梅烟，手抖得跟筛糠似的：“领导，俺这就走，这就走，您高抬贵手……”
马国良没接烟，一把掀翻了车斗。
满车的红薯滚了一地，骨碌碌滚到马路中间，被路过的货车碾成了泥。
老汉膝盖一软，跪下去手忙脚乱地捡，嘴里念叨着：“俺家的红薯，俺家的红薯啊……”
“还捡？”马国良一脚踩住老汉的手背，碾了碾，“不让你长点记性，你下回还敢来。”
老汉疼得眼泪都出来了，可他愣是没吭声，另一只手还在够远处的红薯。
马国良弯腰，一巴掌扇在老汉脸上。
那巴掌跟蒲扇似的，老汉整个人被抽翻在地，嘴角当场裂开一道口子，血顺着下巴淌进脖子里。
路边看热闹的人围了一圈，有开摩的的，有下班路过的工人，也有隔壁摆摊卖煎饼的大姐，个个攥紧了拳头，可没一个人敢上前。
打完了，马国良拍拍手，跟没事人似的上了皮卡。
发动机轰鸣一声，扬长而去。尾气里，老汉捂着脸坐在地上，象一截被风吹倒的枯树桩。
没有人注意到，围观的人群里，有一双眼睛正死死盯着皮卡远去的方向。
那是一双极冷极静的眼睛，像结了冰的深潭，底下压着什么即将喷涌的东西。
三天后。
城北大队的副队长刘伟早上上班时，发现大队长马国良没来。
打电话，关机。
派人去家里找，敲了半天门没人应。
刘伟觉得不对劲，马国良这个人虽然横，但从不迟到，因为他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队里训话，过一把当领导的瘾。
刘伟叫了开锁的，门一开，一股浓烈的铁锈味扑面而来。
马国良仰面倒在自家门口的水泥地上，胸口插着一把匕首，只剩刀柄露在外面。
但真正让刘伟当场跪在地上呕吐的，是死者的嘴。
马国良的右臂，从肘关节处齐根断裂，断口平滑得象用激光切过，而那条断掉的小臂，正插在他自己的嘴里。
五指从唇间伸出来，象一株从腐土中长出的、诡异的肉色植物。
尸体周围，散落着一圈粉色的蔷薇花瓣，新鲜得象刚从枝头摘下来的。
蔷薇杀手。
这个名号象是长翅膀一样，一夜之间飞遍了安城的大街小巷。
菜市场卖菜的大妈、建筑工地上的民工、学校门口的保安，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个名字，谈论那个杀了蓝阎王的人。
但和警方的紧张不同，老百姓说起蔷薇杀手的时候，眼神里带着一种心照不宣的快意。
没有人明说，但每个人都懂。
那些被掀过摊子、被折断秤杆、被扇过耳光的小贩们，在深夜里偷偷喝了一杯酒，敬那个素未谋面的蔷薇花。
安城市公安局的压力已经大到快要爆炸了。
主管刑侦的副局长赵卫东把桌子拍得山响，茶杯都跳了起来：“七天！市里给了七天！七天破不了案，我这个副局长就地辞职，但我辞职之前，先把你们一个个都撸了！”
会议室里烟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