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的刑警们沉默了几秒钟，心里都有答案，但没人说出口。
“死者案发当晚十点左右，在郊区的一家大排档吃饭。”刑侦队长李明指着白板上画的时间线，“饭店老板证实，马国良一个人喝了半斤白酒，十点二十左右离开，步行回家。我们在距离大排档约八百米的绿化带里找到了他的手机，初步判断那里是第一袭击点。”
“凶手在那附近伏击了他，控制住之后用车运走，在别处杀害、断肢，然后抛尸回死者家门口。”李明在白板上画了一个圈，“问题是，凶手为什么要把尸体运回来？这风险太大了。”
“为了让人看见。”角落里一个年轻刑警脱口而出。
所有人都看向他。年轻刑警脸一红，但还是把话说完了：“他把骼膊塞进死者嘴里，还撒了蔷薇花，就是想让人看见。他在传递一个信号——欺负弱者的人，就是这个下场。”
会议室又沉默了。
赵卫东深吸一口气，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三天前马国良打了那个卖红薯的老汉，三天后他就死了，还被砍了打人的那条骼膊。凶手的作案动机极有可能是报复，报复对象就是马国良执法过程中的暴力行为。所以，当天在场的所有围观群众，都有嫌疑，都必须排查。”
这话一出，几个老刑警对视了一眼，欲言又止。
排查围观群众？
那天少说围了上百号人，怎么查？
而且说句不好听的，整个安城被蓝衣人欺负过的摊贩何止成百上千，要按这个逻辑查下去，嫌疑人名单能绕安城三圈。
但命令就是命令，该查还得查。
接下来三天，刑警队兵分四路，走访、摸排、调监控，忙得脚不沾地，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马国良得罪的人太多，光是最近半年跟他发生过直接冲突的摊贩就有四五十个，但没有一个人具备作案条件。
就是要么有不在场证明，要么身体素质根本不可能完成这种程度的暴力犯罪。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安城的街头，又出事了。
这天下午，城南的一条商业街上，一家武术学校正在举办户外义演。
一群穿着白色练功服的半大孩子在街边表演套路，虎虎生风，引来不少路人驻足围观。
武术学校的教练叫宋远，三十二岁，身材精瘦，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正站在一旁给孩子们鼓掌打节奏。
街口突然一阵骚动。
“来了来了！蓝衣服来了！”
不知谁喊了一嗓子，沿街摆摊的小贩们瞬间炸了锅，推车的推车，提筐的提筐，像被惊散的麻雀一样四散奔逃。
但总有人跑得慢。
一个卖水果的中年妇女正手忙脚乱地往三轮车上搬苹果筐，手一滑，苹果滚了一地。
她弯腰去捡，一只穿着皮鞋的脚已经踩住了她的秤杆。
“嘎嘣”一声，秤杆断了。
踩断秤杆的是个大胖子，肚子大得低头看不见自己的鞋尖，制服穿在身上跟灌了水的米袋子似的，扣子随时要崩开。
这人叫孙彪，是接替马国良的新任城北大队大队长，和马国良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横。
“跟你说多少回了？啊？这地方不让摆摊，你耳朵聋了还是脑子进水了？”孙彪一把揪住妇女的头发，把她从地上拽起来，抬腿就是一脚，正踹在妇女脸上。
妇女闷哼一声，仰面倒地，鼻子里涌出一股血。
围观的群众鸦雀无声，拳头捏得咯吱响，可没有一个人动。
然后，一个人动了。
白衣一闪，宋远象一只猎豹一样冲进人群，一记直拳狠狠砸在孙彪的腮帮子上。
孙彪那一百八十多斤的块头，被这一拳打得一个趔趄，连退三步才稳住。
周围十几个蓝衣人愣了一秒，然后一拥而上。
宋远是练过的，三五个普通人近不了他的身，但十几个人围殴就是另一回事了。
棍子、拳头、皮鞋，雨点一样落下来。
宋远护住头，一边躲闪一边还击，打翻了两个，但很快就被人从背后一棍子闷倒在地，接着就是一顿猛踹。
从头到尾，街对面停着一辆警车，车上坐着两个民警，全程目睹，一动不动。
等宋远被打得满脸是血蜷缩在地上的时候，那两个民警才慢悠悠地走过来，掏出手铐，咔嚓一声铐住了宋远的双手。
“年轻人，太冲动了。”民警拍了拍他的肩膀，“跟我们走一趟吧。”
审讯室里，民警对宋远进行了“批评教育”，教育了不到二十分钟，就解开手铐把他放了。
临走时那个民警还语重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