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在案发时，他看到的世界和现实完全不一样。
在他的幻觉里，巴士是通往地狱的列车，窗外的麦田变成了燃烧的火海，车上的乘客是一群等待被审判的灵魂。
“我听到神的声音，”李伟光在精神评估访谈中说，“他告诉我，杀了恶魔，吃了他的心脏和眼睛，就能拯救车上的所有人。我相信了。我当时百分之百地相信了。”
医生问他：“你现在呢？你现在还相信吗？”
“我只想死，”李伟光说，“请你们判我死刑。”
当然，死刑不在加拿大法律的选项之内。
他唯一能得到的惩罚，就是在精神病院里度过漫长的、没有尽头的岁月。
受害者的家属和朋友则为提姆的死而无尽悲伤。
他的妻子杰西卡在葬礼上挺着大肚子站在最前面，整场仪式没有说过一句话，也没有哭。
她的眼神是空洞的，象是在盯着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葬礼结束后三个月，她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小提姆。
但故事并没有因此变得温情。
几个月后，杰西卡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加拿大法律规定，配偶死亡后婚姻自动终止，但涉及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权的部分需要另行处理。
更令人心碎的是，提姆的母亲卡罗尔随后和杰西卡之间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抚养权争夺战。
卡罗尔认为，杰西卡还年轻，将来会再婚，会有新的家庭和孩子，而小提姆是她儿子留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血脉，是她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杰西卡则认为，孩子理应由母亲抚养，任何人都无权把一个婴儿从他的母亲身边带走。
这场官司打了两年，最终法院将抚养权判给了杰西卡，但给予了卡罗尔定期的探视权。
判决下来的那天，卡罗尔在法庭外的走廊里蹲下来哭了很久。
她手里攥着儿子的照片，照片上的提姆穿着格子衬衫，对着镜头笑得璨烂。
而那些目击了那场惨案的幸存者们，没有一个人真正从中走出来。
1170号巴士上的三十七名乘客中，有至少十人在案发后接受了长期的心理治疔。
他们患上的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征状大同小异：失眠、噩梦、对封闭空间的恐惧、对陌生人的过度警觉。
有人再也不敢坐大巴车，有人听到金属碰撞的声音就会发抖，有人在人群中突然崩溃大哭，却说不清楚为什么。
他的同事们都说，巴克在案发之后就变了一个人。
以前他是警队里最乐观的人，总爱讲笑话，每次任务结束后都会请大家喝啤酒。
但那之后他再也没有讲过笑话。他变得沉默、易怒，经常半夜被噩梦惊醒，浑身冷汗地坐在床上发抖。
他去看过心理医生，也吃过药，但都没有太大的效果。
他的婚姻在那几年里走到了尽头，妻子带着孩子搬走了，说“他已经不是当初我嫁的那个人了”。
2014年，案发六年后的一个深夜，巴克独自一人坐在家中的沙发上。
他穿上了那件叠得整整齐齐的骑警制服，戴上帽子，把配枪从枪套里抽出来。
没有人知道他在扣动扳机之前想了什么。
也许是那个画面又回来了——巴士车窗里伸出来的那截戴着戒指的手臂，那颗被抛出来的头颅，那些被整整齐齐装在塑料袋里的耳朵、鼻子和舌头。
也许他想了太多，也许他什么都不愿意再想了。
他扣动了扳机。
消息传开后，提姆的母亲卡罗尔公开发表了一份声明。
她说：“我向巴克的家人致以最深切的哀悼。他也是我儿子的受害者。这场悲剧已经夺走了太多人的生命。够了。真的够了。”
……
2017年2月，加拿大曼尼托巴省刑事审查委员会做出了一项充满争议的决定：经过长达九年的强制治疔和精神评估，李伟光已经不再对社会构成重大威胁，批准其无条件释放。
他在获释后改了一个全新的名字，被安排住在曼尼托巴省一个小镇的社区监管住所中，定期向精神健康机构报到，继续接受药物治疗和心理咨询。
消息传出后，公众舆论再次被点燃。
社交媒体上，“正义从未到来”的话题被刷上了热搜，无数人为提姆鸣不平。
但法律就是法律，加拿大刑法中关于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的规定，注定了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不会有大众期待的结局。
获释后的李伟光在一次非公开的心理辅导中说：“我每天都会想起他。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个想到的是他，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