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的压力全部落在了马塞尔身上。
法庭开庭那天，旁听席被挤得水泄不通，过道里都站满了人。
记者们从全国各地赶来，把法庭外面的台阶堵了个严严实实。
马塞尔穿着定制的西装，戴着金边眼镜，从头到尾表情平静。
他的律师做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辩护：“我的当事人马塞尔·蒙尼尔先生，从法律意义上讲，并没有对他的妹妹实施任何直接的伤害行为。把他妹妹关进阁楼的是他的母亲，锁上铁链的是他的母亲，下令封死窗户的是他的母亲。马塞尔先生在整个事件中唯一的身份，是一个没有主动施救的家庭成员。而根据法国现行法律，公民并没有法定的‘必须救援家庭成员的义务’。他可能不是一个好哥哥，但他没有犯罪。”
控方检察官站了起来：“他在同一栋房子里住了二十五年。他的妹妹在三楼的阁楼里被铁链锁着，吃着老鼠和蟑螂。您告诉我他不知道？”
“他知道。”律师平静地回答，“但他无能为力。他的母亲是一个极度强势的女人，掌控着蒙尼尔家族的一切。马塞尔先生从小就活在他母亲的阴影之下，他不敢违抗她。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胁迫，他同样是受害者。”
“受害者？”检察官的声音拔高了，“您去看看医院里那个只有二十五公斤的女人，再跟我说谁是受害者。”
旁听席爆发出一片愤怒的喊叫。
有人把帽子扔向法官，有人哭着骂陪审团是畜牲。
法警花了半个小时才把秩序维持住。
马塞尔在警察的护送下从侧门离开，经过走廊时，奥古斯特站在拐角处等着他。
两个人四目相对。
马塞尔停下脚步：“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局长？”
奥古斯特看着他，看了很久，最后说：“那间阁楼，你在窥视孔里看过多少次？”
马塞尔的瞳孔缩了一下，但他没有回答，转身走了。
当夜，马塞尔和妻子乘坐夜班火车离开了普瓦捷。
他们去了比利时，后来又辗转到了英国，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法国。
据说他改了一个新的姓氏，在伦敦开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活得很好。
1942年，他在伦敦郊区的庄园里去世，享年八十一岁，他死的时候儿孙绕膝，体面安详。
那是普瓦捷市郊的一所教会医院，由修女们管理。
布兰奇被安排在三楼一间朝南的房间里，窗户上常年挂着厚厚的黑色窗帘——她的眼睛已经无法承受任何光线了。
她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床上，一动不动，眼睛盯着前方的黑暗，象一个没有上发条的人偶。
修女们尝试跟她交流，但她几乎不回应。
偶尔她的嘴唇会动一动，发出几个含糊的音节。没有人听得懂她在说什么。
只有一次，一个年轻的修女在给她擦身时，听到她清淅地说出了一个名字。
“本杰明。”
那是她说的最后一个词。
从她被关进阁楼的那一天算起，她在这个世界上又多活了三十七年。
此后的每一天，都只是在黑暗中等死。
她被安葬在普瓦捷市郊的家族墓地，墓碑上刻着她的名字——布兰奇·蒙尼尔，蒙尼尔家族最美丽的女儿。
碑上没有墓志铭，没有生卒年月，只有光秃秃的一个名字，象一座没有人来祭拜的空坟。
据说她下葬的那天，有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妇人站在墓地外面的铁栅栏边，远远地看着棺材被放进土里。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外套，手里攥着一串念珠，干枯的嘴唇不停地在动，象是在祈祷。
没有人知道她是谁。
土填完了，她对着那座新坟鞠了一躬，然后转身消失在秋天的雾气里。
那是萝丝，那个送饭的女仆，那封匿名信的提供者。
她多活了十二年，就是为了看到这个结局。
👉&128073; 当前浏览器转码失败：请退出“阅读模式”显示完整内容，返回“原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