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玉珍没有立刻离开。
她返回自己和爷爷同住的家，取了那口早就准备好的黑色行李箱——箱子是三天前在网上买的，最大号，容积足够装下一个成年人。
然后她去便利店购买了菜刀、漂白剂、保鲜膜和黑色塑料袋。
拖着行李箱回到朴彩恩的公寓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
她走进厨房，把朴彩恩的尸体拖进浴室。
肢解整整持续了四个多小时。
当她完成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
浴室里弥漫着漂白剂的味道，刺鼻到几乎让人睁不开眼。
地面被反复冲洗过，瓷砖缝隙里的血迹被刷得干干净净。
排气扇嗡嗡地转着，试图把这股化学气味排出去。
那些被肢解的部分，被保鲜膜和黑色塑料袋层层包裹，按照大小分门别类地码放进黑色行李箱。
她塞得很满，每一寸空间都被利用到了极致。
合上箱子之前，她停顿了一下。
她看到箱子里最上面那一袋，塑料袋的边缘露出一截手指。
白淅的、纤细的、涂着淡粉色指甲油的手指。
她盯着那截手指看了一会儿，然后伸出手，轻轻摸了摸那个指甲盖。
“你的手真好看。”她低声说。
然后把拉链拉上了。
起身，走到客厅，她蹲在朴彩恩的衣柜前，翻找起来。
衣柜不大，衣服叠得很整齐。朴彩恩显然是一个爱干净的姑娘，每一件衣服都叠得棱角分明，按颜色深浅排列，象是小型的服装陈列。
郑玉珍一件一件地翻过去，t恤，衬衫，牛仔裤，连衣裙。
她的手指在衣物之间游走，象是在逛一家二手服装店。
最后，她停在了一条碎花连衣裙前面。
白色的底，上面印着细小的淡蓝色碎花，领口系着一条细细的蝴蝶结。
棉麻材质，摸上去柔软舒适，是很温柔的款式，很适合夏天。
她脱下溅满血迹的校服，换上这条裙子。
裙子很合身，腰围、肩宽、长度，几乎象是为她量身定做的。
她站在穿衣镜前，转动身体，裙摆跟着转了一个小小的圈。
镜中的女孩穿着碎花裙，皮肤白淅，身材纤细，看起来温婉而干净。
她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她打开朴彩恩的手机——解锁用的是死者的指纹。
她在手机里翻了很久，相册里的自拍，和朋友们的聊天记录，收藏夹里的美食教程，备忘录里写着下学期的选课计划和想去济州岛旅行的愿望。
这些被记录下来的人生，锁碎、平凡，却温暖而充实。
郑玉珍从头到尾，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
然后她放下了手机，环顾了一圈这个房间。
这是朴彩恩住了两年的地方，墙上有她贴的明信片，桌上摆着和父母的合照，窗台上养着一盆绿萝，叶子上还挂着刚浇过水的水珠。
一切都是那么鲜活，仿佛它的主人只是出门去买杯咖啡，随时都会推门回来。
“从今天开始，”郑玉珍站在房间中央，轻声说，“这些是我的了。”
凌晨三点零九分，她拖着行李箱走出公寓。
监控画面里，她走路的姿态轻盈而欢快。
脚尖交替点地，手臂微微张开保持平衡，整个人洋溢着一种显而易见的满足和喜悦。
象是在跳舞。
……
一个月后。
釜山拘留所，会见室。
郑玉珍的爷爷坐在玻璃的另一侧，他今年七十七岁，背已经驼了，走路的时候需要用拐杖支撑。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头发稀疏，脸上的皱纹象是干涸的河床。
他把话筒拿在手里，手在抖。
“为什么？”他问。声音苍老而沙哑，象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
郑玉珍看着他，没有说话。
“警察说证据确凿。”爷爷的嘴唇在颤斗，“但我不信。你一定得告诉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沉默了很久。
会见室的日光灯发出细微的电流声，嗡嗡地响着。
墙壁上的时钟一格一格地往前走，秒针每跳动一下，都象是在为这场对话倒数计时。
“你是不是被人骗了？是不是有人逼你的？”爷爷问，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祈求。
郑玉珍终于开口了。
“爷爷，您看过一部电影吗？叫《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