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伸长脖子，还有刚从厂里下班的工人连工装都没换就赶过来围观。
童家村多少年没出过这么大的事了，上一次这么热闹还是谁家娶媳妇放了一整夜的烟花。
王队长穿过人群，三步并作两步上了三楼。
技术科的人已经在阁楼里展开了勘察，照相机的闪光灯一下一下地亮着，把昏暗的空间照得忽明忽暗。
“王队，不止这些。”技术员小陈迎上来，表情凝重，“这边还有。”
他引着王队长走到阁楼东北角的另一侧，那里堆着更厚的木屑。
警员们小心翼翼地铲开表面的木屑层，下面是两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
袋子已经严重老化，塑料纤维变得又硬又脆，轻轻一碰就碎裂开来。
一只袋子的侧面裂了一道口子，通过裂缝看进去，里面的内容物让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躯干骨骼和一颗完整的头颅。
最诡异的是——每一截骸骨外面都套着衣服。
上衣、裤子、内裤、袜子，所有的衣物都完好地穿在骨架上。
不是把衣服塞进袋子、把骨头扔进去那种随便的处理方式，而是死者被肢解时穿着什么，入袋时就穿着什么。
人变成了白骨，衣服还忠实地包裹着每一段残肢，象是在执行某种荒诞的守灵仪式。
“分尸的时候没有脱衣服。”王队长低声说了一句，象是在自言自语。
法医老周蹲在骸骨旁边，戴着手套小心翼翼地翻检那些已经发脆的布料。
西装的面料已经氧化变色，原本大概是深蓝色的，现在褪成了一种脏兮兮的灰蓝。
袖口磨得发亮，领子上别着一枚褪色的领带夹，廉价金属的镀层已经剥落殆尽，露出里面灰扑扑的底胚。
衬衫领口的扣子还扣得好好的，只是领子本身已经变成了深褐色，那是腐败液体浸透后又干涸留下的痕迹。
老周在西装的里袋里摸到了什么东西。
他小心翼翼地抽出镊子，从已经粘在一起的布料夹层中夹出两样东西——一张名片，纸面已经发黄变脆，印着某工厂业务联系人的字样。
一张身份证，塑封膜已经和布料粘在了一起，被小心地剥离之后，上面的信息依然清淅可辨。
老周把身份证翻过来看照片，又翻过去看名字，手指微微一顿。
他摘下老花镜擦了擦，重新戴上，又看了一遍，这才抬头看向王队长。
“胡建明。这个人叫胡建明。”
王队长的眉头皱了起来，这个名字他有点印象。
十年前他在派出所当副所长的时候，辖区里有人报过一起失踪案，失踪人就叫胡建明。
当时闹了一阵子，家属隔三差五来所里问进展，他亲自接待过好几次，每次都被那个老太太的眼神压得心里发堵——她眼睛里有一种比绝望更深的、近乎偏执的希望，让人不敢多看。
后来案子一直没破，成了悬案。
时间一长，家属来得少了，案子也就慢慢沉进了档案柜的最底层。
“十年了。”王队长点了支烟，狠狠吸了一口，“他妈的十年了，人就在这儿。”
消息传得比警车还快，胡家人赶到的时候，胡建明的老母亲几乎是从车上跌下来的。
七十四岁的人了，头发白得象冬天的芦苇，身子佝偻着，走路需要两个人架着。
她被人搀着往院子里走，嘴里一直在念叨着什么，声音又低又急。
架着她的大儿媳凑近了才听清——
“我的被子还没收，我晒了被子，他今天说不定就回来了。你们让我回去收被子，晒焦了就没法盖了……”
大儿媳眼框一红，把头扭到一边不敢再看婆婆的脸。
胡建明的哥哥胡建国站在警戒线外面，状态比老太太冷静一些，但也只是表面上的。
他双手攥着警戒线的那根塑料带子，指节因为用力过度而泛白，下巴的肌肉绷得一跳一跳的。
他死死盯着三楼那扇小窗户——那是徐丹当年的闺房，窗框上的红漆已经褪了色，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十年了。”他扭头对身边的刑警说，声音沙哑得象用砂纸磨过的，“我们找了他整整十年。她看着我到处找，看着我妈晒被子，她什么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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