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室里，赵连荣坐在铁椅上，对面是两名刑警。
灯光打在他脸上，白得有些不真实。
他低着头，双手放在膝盖上，看上去很安静，就象一个被老师叫到办公室的小学生。
“赵连荣，5月30号凌晨三点到四点之间，你在哪里？”
“在家睡觉。”
“你确定？我们手里有鉴定结果，你的血出现在了案发现场。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赵连荣沉默了很久。
审讯室里只有日光灯嗡嗡的电流声和空调送风的低鸣。
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脸上的肌肉微微抽搐了一下，象是在做最后的挣扎。
然后他忽然抬起头来，眼睛里没有恐惧，也没有悔恨，只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空洞。
“是我杀的。”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象是在说“今天中午吃的是面条”一样自然。
接下来的交代过程出乎意料地顺畅。
赵连荣没有抵抗，没有狡辩，甚至没有任何替自己开脱的企图。
他把整件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隔壁的女孩，到怎么准备了手套和匕首，到案发当晚他怎么翻的阳台，怎么捅的第一个人，怎么补的刀，全都说了，象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但他交代的作案动机却让在场的刑警们面面相觑。
“你说你是为了抢钱？那你抢到了多少钱？”
“几十块吧。”
“现场抽屉里有两万多块现金，还有手机，你为什么没拿？”
赵连荣愣了一下，皱着眉头想了想，然后摇了摇头：“不知道，当时没注意那些。”
“你在现场待了多长时间？”
“大概……二十多分钟吧。”
“二十分钟，你杀了八个人，补了一百多刀，最后只拿了几十块钱？”
赵连荣没有再回答这个问题。
他靠在椅背上，目光越过对面的刑警，落在审讯室墙上的一块斑驳上，嘴角微微动了一下，象是在笑，又象是在回味什么东西。
案件移交检察院之后，因为性质极其恶劣，社会影响极大，北京人大常委会相关领导亲自过问了此案，明确要求从严从快处理。
从逮捕到开庭再到宣判，整个过程快得令人咋舌。
1999年7月21日，赵连荣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从案发到伏法，前后不到两个月。
枪声响过之后，这个案子在法律层面上就算画上了句号。
但它留给人们的疑团并没有随着那声枪响而消散。
因为赵连荣的作案动机始终说不通。
官方公布的说法是抢劫杀人，但任何一个有基本逻辑判断能力的人都能看出这个结论有多么站不住脚。
一个抢劫犯，面对抽屉里唾手可得的两万块现金和几部手机视而不见，却在几十块钱的零钱上较劲？
一个抢劫犯，在杀死所有人之后还要折返回去挨个补刀，把八个女孩身上捅出一百二十多个窟窿？
这哪里是抢劫，这分明是泄愤，是虐杀，是把人当成牲口一样屠宰。
但如果是泄愤，他和这些女孩之间又有什么仇？
据赵连荣自己的供述，他和隔壁的女孩们几乎没有任何交集，只是偶尔在楼道里碰过面，打过一次招呼而已。
谈不上矛盾，谈不上积怨，甚至连基本的熟识都算不上。
那么他到底为什么要用如此极端的方式杀死八个素不相识的女孩？
这个问题，赵连荣没有回答，也许连他自己都回答不了。
但参与此案的心理专家在事后给出了一种推测。
这种推测虽然没有被写进官方的结案报告里，却在公安内部流传了很久，甚至被后来研究类似案件的刑侦人员反复引用。
专家认为，赵连荣的犯罪心理不属于典型的抢劫杀人，也不是基于特定矛盾的报复杀人，而是一种积压型人格的极端爆发。
这种人长期处于社会底层，性格孤僻、内向、不善于表达，在外人面前唯唯诺诺、忍气吞声，但实际上内心积累了巨大的愤怒和委屈。
他们不是没有脾气，而是把所有的不满都压在心底，象一个不断充气的气球，总有一天会炸。
而引爆这个气球的导火索，往往是某种强烈的对比刺激。
对赵连荣来说，这种刺激就是隔壁那八个女孩。
她们年轻、漂亮、有体面的工作、有丰厚的收入、有光明的前途，她们的笑声像刀子一样每天扎在他的自尊心上。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