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机床厂被主任骂得狗血淋头的时候，隔壁女孩们正在讨论周末去哪里吃好吃的。
他为了几块钱的加班费和财务吵得面红耳赤的时候，隔壁女孩们随手放在抽屉里的现金就是他几个月的工资。
这种落差对于一个心理本就扭曲的人来说，是一种持续性的精神折磨。
他嫉妒她们，恨她们，虽然她们从来没有招惹过他，但她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他的一种羞辱。
在赵连荣扭曲的认知里，杀死她们不仅仅是杀死八个人，更是一种对命运的反击，是一种对他所承受的一切不公的报复。
他没有抢走那两万块钱，因为钱从来都不是他真正想要的东西。
他想要的是毁灭，是让那些比他活得好的人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是看着那些鲜活的生命在他刀下熄灭的快感。
这种快感比钱重要得多，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得多。
也有人把赵连荣和后来的白银连环杀人案凶手高承勇做过对比。
两人在很多方面确实有相似之处：都是沉默寡言的外表下藏着极端暴虐的内心，都是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的底层男性，都选择了比自己弱小的女性作为施暴对象，都在作案过程中表现出超出常理的残忍和冷静。
不同的是，高承勇持续作案多年，而赵连荣在第一次作案后就被抓了。
如果没有及时落网，他会不会变成第二个高承勇？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但每一个研究过这个案子的人，心里大概都有一个答案。
八个女孩的遗体被运回福建安葬的那天，北京下了一场小雨。
她们的家人在机场哭得几乎站不住，有的父母当场晕了过去，被救护车拉走抢救。
十七岁的小玉是八个人里年纪最小的，她妈妈在殡仪馆看到女儿遗体的那一刻，整个人直直地往后倒，后脑勺磕在水泥地上，缝了七针。
醒来之后她不哭也不闹，就那么呆呆地坐着，眼神空洞地望着前方，嘴里反复念叨着一句话：“她怕疼的，她从小就怕疼的……”
没有人能回答她女儿死前到底有多疼。
法医报告上写的是“颈部及胸部多处锐器伤致失血性休克死亡”，用普通人能听懂的话说，就是被一刀一刀捅死的，血慢慢流干，意识逐渐模糊，在恐惧和痛苦中一点一点失去生命。
小玉在死前曾经爬到床底下躲藏，被赵连荣拽出来之后，脖子上被抹了十几刀。
她的指甲缝里全是木屑和血迹，那是她在床底下拼命抓地板留下的。她死的时候眼睛是睁着的。
事发后很长一段时间，石景山那栋单元楼的居民都不敢在夜里出门。
有人说晚上经过202室门口的时候能听到里面有人哭，还有人说楼道里的感应灯总是莫明其妙地亮，但走出来看又什么都没有。
这些传言当然是无稽之谈，但住在那栋楼里的人宁愿绕路走侧门，也不愿意经过那个单元楼的门口。
那辆面包车旁边水泥地上的血迹，物业用水冲了好几遍都没有完全冲干净，最后只能用水泥重新抹了一层。
但即使这样，每次下雨的时候，那块新抹的水泥地面还是会隐约泛出一层淡淡的暗红色，象是什么东西正在从地底下慢慢渗出来。
1999年7月21日上午，赵连荣被押往刑场。
行刑前，法警问他有没有什么遗言。
他想了想，摇了摇头，然后又说了一句话。
他说：“其实那天晚上，我没想杀那么多人的。”
法警没接话，把他按在了地上。
枪口抵住后脑勺的时候，赵连荣闭上眼睛，脸上的表情很平静，甚至有一丝如释重负的松弛。
一声枪响，一切归零。
只是那八个女孩再也回不来了。
她们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一幕，是一个只穿着袜子的男人在黑暗中向她们扑来，手里攥着一把磨得锃亮的刀，眼睛里没有一丝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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