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室里，白炽灯管发出嗡嗡的响声，照着张维平那张因长期吸毒而显得枯槁的脸。
他的眼窝深陷，眼珠子却亮得吓人，象两只嵌在骷髅头里的玻璃珠。
“说说吧，你们一共拐了多少个孩子？”负责审讯的是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刑警大队的副大队长陈国栋。
“记不清了。”张维平撇了撇嘴。
“你记不清没关系，你的笔记本记得清。”陈国栋把那本蓝皮子的笔记本拍在桌上，“从2003年到2005年，你经手了九个。”
张维平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突然笑了。那笑声干涩刺耳，象是用刀片刮骨头发出的声音。
“九个又怎么样？你们找不到那些孩子的。”
“为什么？”
“因为我卖给谁了，只有梅姨知道。”张维平往椅背上一靠，歪着头，用一种近乎挑衅的眼神看着对面的警察。
“梅姨是谁？真名是什么？住哪儿？”
“不知道。”张维平摊了摊手，这个动作让他的手铐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我只知道她叫梅姨。每次交易，都是她打电话给我，告诉我时间地点。见面的地方从来都是她选的。她坐一辆摩的过来，给钱，抱孩子，走人。全程不超过三分钟。”
“你和她认识多久了？”
“两年多吧。2003年秋天认识的。一个中间人介绍的。说是有‘好路子’，能帮我把孩子卖到好人家去。那个中间人，后来出车祸死了。”
“她长什么样？”
张维平眯起眼睛，象是在努力回忆。“短头发，圆脸，鼻子不塌也不高，嘴巴……没什么特点。五十岁左右吧，说客家话，也说得不是特别标准。反正就是，在路上遇见，你绝对不会多看她一眼的那种人。”
“你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
“2005年底吧。快过年的时候。那次之后，她的电话就打不通了。换了号。消失了。”
陈国栋盯着张维平的眼睛。
这个男人的瞳孔里，除了一层灰蒙蒙的毒瘾雾气，什么都看不出来。
“你说的是真的吗？还是说，你根本就是在编一个不存在的‘梅姨’出来，想搅浑水？”
张维平“咯咯”地笑了起来，那声音象是一只癞蛤蟆在叫。
“警察同志，我活不了多久了。我没必要跟你们撒谎。梅姨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我告诉你们，她比你们想象的要厉害得多。”
他往前倾了倾身子，压低声音，象是怕被审讯室里的摄象头听去似的。
“她的手里，不只我这一条线。我卖出去的这九个孩子，只是九牛一毛。你们要抓到她，才能把那些孩子都找回来。”
陈国栋的拳头在桌子底下攥紧了。
他想到了申军良。
那个在审讯室外面走廊里，象个孤魂野鬼一样徘徊的男人。
十五年来，申军良跑遍了全国三十一个省，骑坏了六辆摩托车，住过一百多家最便宜的旅馆，发出去几百万份寻人启事。
他的头发，从三十岁时的乌黑变成了四十五岁时的花白。
他的牙齿，因为常年在路上吃干馒头喝凉水，掉了六颗。
他的银行账户，从十几万的积蓄变成了几万块的负债。
他曾经和1000多个同样失去孩子的父母组成了一个寻亲团。
他们建了微信群，互相转发寻人启事，互相鼓励，互相安慰。
那个微信群里，有个四川的父亲，孩子丢了两年之后，精神崩溃，在去广州找孩子的火车上，打开车厢门，跳了下去。
死了。
还有一个河南的母亲，找了五年，实在撑不下去了，在家里上吊了。
她留下的遗书里写着：“我对不起我的儿子，我找不到他了。”
申军良没有死。他还在找。
因为他不敢死。
他怕儿子有一天回来了，找不到爸爸。
张维平的供述象一颗炸弹，引爆了整个案件。广州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对“梅姨”展开全面追查。
“潘冬梅”，这是张维平从梅姨的一个“男朋友”那里打听到的名字。
那个男人姓彭，河源市紫金县黄沙村人，一个年近六十的老光棍。
2005年左右，经同村的一个媒婆介绍，他认识了一个自称潘冬梅的女人。
五十来岁，短头发，说客家话，自称是广州人，丈夫出车祸死了，想找个老实人搭伴过日子。
彭老汉见这女人虽说不上漂亮，但干净利索，手脚勤快，便动了心思。
潘冬梅在他家住了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