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广州增城，光天化日下，一个婴儿被四名大汉当街抢走。
父亲申军良从此踏上寻子之路。
十五年后，孩子找到了。
但那个叫“梅姨”的女人，象一滴水蒸发了。
她是真实存在的吗？
还是说，她活在每一个被拐儿童父母最深的噩梦里？
……
2005年1月4日，上午十点零三分。
广州市增城区沙庄街道的一间出租屋里。
屋子里的空气是黏的，象一块放馊了的麦芽糖，贴在人的皮肤上，怎么甩都甩不掉。
墙壁上挂着一本撕了一半的日历，页脚卷起，永远停在了1月4日。
厨房的搪瓷盆里泡着昨夜没洗的碗，几只绿头苍蝇在上面起起落落，嗡嗡声里透着一股不祥。
窗外，巷口肠粉摊的米浆蒸汽正一股股往屋里钻，混着垃圾堆的酸臭味。
而屋子里的于晓梅，不，于秀兰，正在给刚满十一个月的儿子申聪换尿布。
孩子的小腿乱蹬，嘴里咿咿呀呀。
于秀兰把换下来的尿布扔进塑料桶里，转身去拿床头柜上的爽身粉。
她的手指刚碰到那个白色的罐子，就听到了门锁撬动的声音。
那种声音很轻，轻得象老鼠啃木头。
但在一个母亲的耳朵里，它比枪响还清淅。
她刚转过头，门就象被一头牛撞开了。
出现四个男人，四张脸。
于秀兰只来得及看清其中一张脸上的刀疤从眉骨一直划到嘴角，然后她就被按倒了。
一只手像铁钳一样掐住她的下巴，另外两只手柄她的脸死死摁在冰凉的水泥地上。
她的嘴被扒开，一种又苦又涩的药粉灌了进来，塞满了她的口腔、鼻腔、耳道。
她的眼前瞬间白茫茫一片。
她想喊，喊不出来。
想挣扎，但四肢已经被四个人象钉钉子一样钉在地上。
她的最后一线意识里，听见了床的方向传来的声音，她的儿子申聪，被一双粗大的手抱起来，孩子甚至没有哭。
因为那双手，太熟练了。
熟练到知道怎么在抱起一个婴儿的瞬间，用手掌轻轻捂住他的口鼻，让他来不及发出半声啼哭。
十点零七分。
四辆摩托车从沙庄街道的巷口鱼贯而出，向不同的方向驶去。
后座上的人抱着的，是一个浅蓝色的襁保。
巷口卖肠粉的阿婆后来对警察说，她看见四辆摩托车，都骑得很快，像四只受了惊的耗子。
十点三十二分。
在增城一家五金厂流水在线作业的申军良，接到了一个老乡的电话。
“军良，你快回来，你家出事了！”
申军良把手里焊了一半的铁片往地上一扔，拔腿就跑。
从工厂到家的三公里路，他跑了十四分钟。
比送外卖的电动车还快。
到家的时候，门是开的，象一个被撕开的口袋，里面的东西全没了。
他的妻子于秀兰坐在墙角，两个耳朵里塞着浸了药粉的棉花团，从耳朵里流出来的，是淡黄色的水。她的眼睛睁着，盯着空荡荡的婴儿床。
她没有哭。
一个人痛到极致的时候，是哭不出来的。
申军良跪在婴儿床前，看见床上还留着一块浅蓝色的包被。
他把它捧起来，把脸埋进去。
他闻到了儿子的味道。奶腥味，爽身粉味，还有一点点尿骚味。
就剩下这些了。
从那一刻起，申军良的人生象一台被拔掉了电源的机器，永远停在了2005年1月4日上午十点零三分。
此后的每一天，对他来说，都是那个时间点的延续。
……
同一年的冬天，在广州天河客运站附近的一间麻将馆里，有一个女人正在打牌。
她年纪不大，四十来岁，五十不到。
短发，染了栗色，发根已经长出两三公分的白。
穿着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外罩一件暗红色的棉袄。
一双手又粗又短，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干净的污垢。
没有人知道她叫什么。
麻将馆的老板娘叫她“梅姐”。
找她打过几次“散工”的包工头叫她“芳姨”。
离麻将馆三条街的那个卖成人用品的潮汕佬，叫她“阿梅”。
而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