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死后第三日，京城出现了三种即位告示。
第一种说，太子应当在宫门内立即承继皇位，所有军队听从太子调遣。
第二种说，太子年幼，应由次王监国，直到继承人能够亲政。
第三种说，继承次序尚未查清，三王、议会和宫廷应共同主持朝政，不得先立一人。
三张告示都盖着真的印。
第一张来自太子府，第二张来自次王的军府，第三张没有王府印，却有三名议会代表的手印。它们贴在同一面宫墙上，雨水把纸边打得发卷，争位的人却都只盯着中央那一行“谁有资格下令”。
韩叶让抄录员在告示下方加三栏：能决定什么、不能决定什么、失败由谁承担。
太子使者第一个落笔。他写能主持继承、任命宫门守卫、调度宫内粮食，却没有写宫外军队和公共水路归谁管。
次王使者写能代行军政、保护京城、征调百津船，却没有写征用船只造成损失由谁补偿。
议会代表写能监督粮仓、公开债券、审查三王命令，却没有写议会如何在粮道被截时先送出一袋粮。
祝之月把三张纸推回去。
“这不是三种即位。”她说，“这是三种只写了权力，不写后果的办法。”
太子使者冷声道：“继承皇位，不需要像商户签船契一样写得琐碎。”
“商户丢的是一船货。”祝之月答，“王位丢的是全城的人。”
宫外传来鼓声。边军抵达城外，却没有入城。带队的军官让人送来一张白布，要求三王先写军粮来源、驻军期限和撤出条件。太子使者说宫中有粮，次王使者说军仓有粮，议会代表说商盟可以垫付。
韩叶让他们把“有粮”改成数量、仓位和经手人。三人写到一半都停住了。
宫内粮仓有一百八十石，却有六十石被重复记在三份账上；军仓有两百石，但一半属于边军私欠；商盟愿意垫付三百石，附带的利息则足以把两条街的税收抵掉。
三种即位第一次被迫面对同一张粮账。谁先坐上椅子，谁便可能被要求替这些数字签收。
景衡朝的宗谱被抬进公开院。宗谱能证明太子是皇帝的长子，也能证明次王拥有另一支继承人的血缘，却不能证明先帝临终时选择了谁。韩叶让宗谱、遗诏残段和临终会签分开存放，血缘只能证明身份，不能直接证明今日命令的范围。
太子使者要求先封存宗谱。次王使者要求先拿走遗诏。议会代表则要把三样都交给公开抄录所。
韩叶没有把任何一件交给单独一方。宗谱由宫廷、议会和抄录所各保留一份；遗诏残段由三处分存；临终会签交给水路议会复核，因为其中提到水闸，却没有提到继承。
夜里，一名年轻军士来到白旗下，问自己该属于哪一王。他的军号同时出现在三王名册里，三处都说他是自己的人，却没有一处给过他完整军饷。
韩叶让他按最后一次实际领饷的营地登记，先领取三日粮，并留下住处和愿意承担的守夜时段。
“我不选择任何一王，会被当成叛逆吗？”军士问。
“选择没有被写成罪。”韩叶说，“但你实际做过什么，会被写进责任表。”
军士在白布旁按下手印。三王使者都觉得这会削弱王命，何朴却说，一个连自己属于谁都无法确认的人，不该被三面旗同时拿去守门。
第三日，三种即位方案都重新递来。
太子愿意接受议会复核，但要求保留宫内粮仓的最终调度权；次王愿意暂代军政，却不肯写撤军日期；议会愿意共同监国，却无法保证每个代表都能在战乱中到场。
韩叶让三方把承诺写到告示背面。背面很窄，只有三行：
宫内粮不得独供王府。
临时军令须有期限。
议会缺席不得自动视为同意。
三方都不肯先盖印。
于是韩叶在三份告示旁加注：期限不明，不得视为临时；未写责任，不得视为全国命令；拒绝补写者，须公开说明拒绝理由。
钟声在宫墙上响了三次，没有宣布新皇。有人在南宫跪迎，有人在北门等军粮，有人去城外无旗粮棚排队。京城没有因此多出一个皇帝，却第一次看见坐上王位的人也必须回答椅子旁边的账册。
第四日，边军提出最低条件：无论谁先即位，城外伤兵必须按同一份名单领药，军队不得借送药入城。三王都想把这项条件写进自己的告示，韩叶让他们共同盖在名单背面，谁也不能把救药改成效忠凭证。
三把椅子最终都有人坐下，椅脚下却同时摆着账册。
即位没有被取消，也没有被宣布。三种方案暂时并列，谁都不能用“天下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