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叶在旧宫署接手军籍。
三名文官同时搬来三套兵册，封面分别盖着旧军镇、王府新编和战后临时册的印。同一名士兵在三本册子里有三种身份：一册记他战死，一册记他调往北境，最后一册记他仍在领军饷。
“先报哪一本？”文官问。
“先报活人。”
“这是军籍署，不是户房。”
韩叶翻到一名伤兵的名字。三本册子都写着他已经死亡，门外却有一个拄杖的人正在领粮。伤兵听见自己的名字，先是笑，后来笑不出来。
三套军籍决定军饷、土地、抚恤和下一次征召。若先合并，错字会变成新事实；若全部冻结，活人会先失去粮。
韩叶让文书把三册并列，不先合并，只先留下差异。三名抄手各负责一套，互相不得改字；另设一张差异表，记录姓名、军职、最后出现地点、实际领饷和家属去处。
第一日，三套军籍出现一百七十六处冲突。
同一个人有三个姓名、两个军职和一块已经被注销的土地。文官要求按兵部新册统一，韩叶把一张旧军牌放在桌上。
“统一前，先知道谁被统一掉。”
何朴从旧部中认出十七个已经死去的名字。祝之月则在临时册里找到五名仍在百津修船的人，他们在王府新编里都被写成逃兵。五名船工不愿回军营，军籍官却说名字已经写上，就算自动归队。
韩叶让船工本人选择登记状态：实际服役、临时劳役、失踪待核或拒绝归队。军籍官说拒绝归队应当直接入罪，韩叶让他指出具体军令。官员拿不出，只说过去一直如此。
“过去的习惯不能替今日下令。”她说。
门外排队的人听见后，队伍反而更长。有人拿来三块军牌，有人只带一张家属粮凭，还有人没有任何纸，只带着能证明自己修过军车的双手。
一个修车匠在旧边军册里叫许二，在新军册里叫许季，地方户籍却没有他的名字。三张册子把他分成三个不同的人，三处都要求他先证明另外两处不是自己。
修车匠把手上的油渍按在三张纸上，说自己不会读字，只能证明这双手一直在修军车。韩叶让记录员把他的技能、住处和能辨认他的三名车夫写上，不把名字当作唯一的活人证据。
军籍署将军籍临时分成四部分：身份、服役、家属、饷粮。四册分别由军籍署、地方议会、医署和公开抄录所保管，任何一方只能修改自己负责的部分，并在修改时引用其他三册的编号。
文官担心这样会让调兵变慢。
“快一点把人调走，还是快一点发现调错了人？”韩叶问。
下午，一名老军户拿出儿子的旧牌。儿子据说死在灰原，却没有尸体，只有同伍士兵说他被埋在河沟。三名同伍士兵的说法不一致：一个记得伤在胸口，一个记得伤在腿，还有一个只记得那天少了一个人。
死亡不能凭三句不一致的话确定，家属却不能因此停领最低粮。韩叶把名字暂列“失踪待核”，给家属发临时凭。新凭不代表活着，也不代表死亡，只代表登记所承认这家人不该因为册子冲突而被饿死。
夜里，墙上的一页被人撕下。纸屑落在死者栏旁，守卫要求立即封锁档室。韩叶让人保留纸屑，按纸纤维补抄缺页，并把撕页时间、当值人和发现位置写入差异表。
撕纸的人没有找到。缺页却在第二天被一名老文吏补回：原页记录的是一批被临时调走的军户，其中三人后来没有回营。补页没有填上失踪原因，只在空白处写“待查”。
三套军籍仍旧互相冲突，却终于有了可以被看见的地方。人群没有减少，登记所也没有因此变得更快；至少每个人知道，自己的名字不是只能被最先拿到笔的人决定。
韩叶在军籍署门口挂出新规：先确认活人，再确认身份；先发最低救济，再追查责任；任何一册不得以自己的空白覆盖另一册的记录。
三套军籍没有被烧掉，也没有被合成一张看似整齐的新册。
它们被锁进同一间档室，开始接受彼此的核对。
第二日，军籍署遇到第一件不能用旧规矩解决的事。
一名女人带着三块军牌来找人。三块牌属于同一个名字，却有三个不同的出生地；一块写她丈夫出生的村，一块写被征走的镇，一块写最后领粮的关。
登记官问她到底来自哪里。
女人说：“我从村里嫁到镇上，又跟着军队去了关。三张都是真的。”
三套军籍把一个活人切成三段，却没有一张能说明她现在住在哪里。韩叶让她自己决定主登记地，其他两处作为经历附注；实际领粮地另列，不能因为她回过一次村，就把关内的粮份抹掉。
第一张新表由此增加“曾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