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盟冻结伤兵船工工钱。
码头上的修船锤声一夜停下。
祝之月只能先用公共水运税垫付一部分。
船工却拒绝领取没有来源说明的补发钱。
“票上写清债主和付款日期。”
祝之月让账房重新开票。
商盟代表道：“你这样会让公共税变成私账。”
“公共税本来就该说明用在哪里。”
工钱冻结是对新制度的试压。
只要船工主动要求恢复旧商盟承包，旧王债券就能重新控制水路。
码头没有恢复敲锤。
但工人们开始自己修一条小船。 冻结工钱的命令来自王府财署，理由是百津码头未承认旧王对水运的完整管辖。工人们三个月的工钱被列为“待王府核发”，没有日期，也没有签发人。
老林拿着那张纸去找韩叶：“我们不是反王，我们只是要拿回干活的钱。”
“你们愿意继续修船吗？”
“没有钱，拿什么修？”
船工们把能卖的工具都搬了出来，准备换粮。韩叶阻止他们卖掉工坊的主锤，只提出把公共借粮池的一部分转成工钱预支，条件是修船任务和材料损耗必须公开。
有人反对：“又是借。我们不想再欠谁。”
祝之月说：“那就不叫借。按已完成的工时预支，船交付后从运费里结算。”
这套办法没有王府印，也没有商盟担保，却有三方见证。第一日，工人们只领到半袋粮；第二日，他们把一艘旧渔船的龙骨拆开重接。
冻结工钱的第三日，王府派人来查工坊，要求封存所有工具，等工钱争议解决。工人们围住工具库，老林却先让大家退开。
“若打起来，明天账上就会写我们抢官物。”
他让来人逐件登记工具。登记到主锤时，老林指着锤柄上的刻痕：“这把锤是我父亲用三十年木料换的，不是王府的。”
查验持续到天黑。王府的人拿走两把新锯，韩叶让他们在领用簿上写明用途和归还日。对方拒绝，她便把两把锯列为被不明理由暂扣的工具。
工人们没有领到全额工钱，却领到了能继续干活的木料。小船修到一半，船主送来一筐鱼，说愿意先用鱼抵工。
“鱼也要记账？”年轻工人问。
“要。”老林说，“总不能以后有人说我们吃了船。”
码头没有恢复敲锤。但工人们开始自己修一条小船，船底刻着交付日期和四名修船人的名字，像是给未来留下一句不靠王府印的证明。
第三天，王府的管事带人来拆工棚。他说码头土地属于旧王府，工人只是借地做活，工棚里的木料自然也属于王府。
老林把锤子横在门口：“木料是商盟买的，工钱是船主欠的，工棚是我们自己搭的。你要拿哪一样？”
管事拿出一张旧地契，地契上写着从河岸到堤脚的一整片地。祝之月看完，问他可有实际丈量记录。
“王府给的地契就是丈量。”
“那这间工棚为什么在地契线外？”她指着地图，“河道去年改过，堤脚往后移了二十步。”
管事说改河道也是王府出钱。老林嗤笑：“出钱的是我们每个月交的水税。”
双方僵持时，一名女工从工棚里抱出半只船底。船底内侧刻着四个人名、木料来源和已经支付的工钱，最下方还留着空格，写着“未结：七日”。
“这是船，不是证据。”管事说。
“对我们来说，船就是证据。”女工答。
韩叶没有让护卫把管事赶走，而是要求双方各自把主张写在纸上。管事拒绝签名，便由老林和两名船主见证。工棚暂不拆，木料不准搬，工人可以继续修这一条小船，但不得把它交给任何一方私下调用。
冻结工钱的消息传开后，附近的修车铺、缆绳铺也把自己的交付账贴出来。每一家都不再只写“王府欠款”，而是写明谁拿了什么、什么时候拿、谁见过。旧王府原本想让码头停下来，反而逼得一条条小账从阴影里浮出水面。
码头最先停的是修船工。三十六名工人把工具放在船坞边，要求先结清过去两个月的工钱。旧王府的管事派人来骂他们，说王旗尚未入城，竟敢拿工钱要挟王。工头顾慎之让那人看墙上的账：木料、麻绳、桐油都写着数量，只有工钱一栏被人用朱笔圈住，旁边注“待新王复位后另议”。
韩叶要求管事说明“另议”是谁写的。管事说是旧王府总账房。总账房已经逃往南边，留下的印却在三个人手里。许缜把三枚印逐一拓下，发现其中一枚与停水运的旧令同模。
景昭想以王名先发半月工钱，商盟却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