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水城的伤亡表上有三种数字。
军籍议会记录死者四百二十七人，地方议会记录三百九十六人，公开抄录所只找到二百八十七份命令来源。三张表都是真的，却没有一张能回答城外那座新坟里埋着谁。
韩叶把三张表铺在临时议厅，让三方先不要争总数。
“先说每个数字能证明什么。”
军籍议会能证明有人曾经入伍，地方议会能证明有人在城里领取过粮和地，公开抄录所能证明某道命令在什么时刻发出。三张表互相重叠，也各自留下空白。空白没有被当成错误，而被标成待查。
一名妇人抱着一只旧军靴来到门口。她说丈夫在东堤服役，军籍表上写着阵亡，地方粮册却在他死后仍领了三个月的粮。军籍议会认为有人冒领，妇人说那三个月的粮是她和两个孩子唯一的口粮。
韩叶让三方确认军靴、军牌和最后一次见证。结果丈夫确实在东堤失踪，尸体没有找到；粮册上的领取人却是同村一名已经迁走的老人。阵亡不能立即改成死亡确认，冒领也不能先推到妇人身上。
妇人先领取失踪军属的最低供养，案件保留追认期限。军籍议会负责继续寻找，地方议会核对粮的实际去处，公开抄录所把三份记录放在同一页，禁止任何一方只摘自己有利的那一行。
这一决定让军籍官很不舒服。他们习惯把“阵亡”作为结案词，地方粮吏则习惯把“冒领”作为追回粮的理由。现在两个词都被拆开，必须各自证明自己的部分。
第二场复核发生在城外征木。军方报木料数量，地方议会发现其中一成有裂纹，公开记录人又查出木料来自与营官有亲属关系的木场。
亲属关系不能直接证明舞弊，却足以触发独立验木。合格木料照收，裂纹木料退回，预付款退还；木场与营官的关系、验木的时间、退回的数量同时留在记录里。营官想把这事压成一句“军需紧急”，韩叶让他说明若木料在雨季折断，谁来承担塌墙后的伤亡。
地方官抱怨三水城的表格越来越多。
“多了这么多表，城还能不能修？”他问。
“正因为要修，才要知道哪一车木料已经坏了。”韩叶答。
第三次争议是调粮。皇室催粮令要求三百石，运输路线却经过已经断裂的水道。皇室使者要求先执行，水司要求补上替代路线，军籍议会则担心改道后军粮被地方截留。
韩叶没有禁止皇室发令，也没有让水司拖延。她让使者补写期限，让水司提供替代路线，让军籍议会派人见证装船。命令从一句催促变成一张能执行、能追责的调度表。任何一方若要改路线，都必须留下改动理由和预计损耗。
当晚，两名修渠工从脚手架上摔下。军方想按民役处理，地方议会说他们修的是军渠，公开抄录所又查出两人原本有退伍军籍。
三方再次争谁负责。
韩叶让工伤、旧军籍和公共水路分开登记。两人先按公共工程伤领取药和粮，是否属于军伤、是否由军方补偿另案复核。一个人的旧身份不能让他重复领取，也不能成为取消眼前救治的理由。
就在复核进行时，三水城遭遇小规模水患。低洼处的民居先被淹，水司要调船，军方要护粮，地方议会要求先撤百姓。三方各有道理，任何一方单独下令，都可能让另一处承担损失。
韩叶把调度拆成三步：先撤低洼处人员，再转移内仓粮，最后安排军船护送。每一步由不同机构签收；水位变化时，下一步可以暂停，却不能回头改掉已经发生的记录。
一艘军船在转粮时撞坏民船。军官说是水急，船工指出军船提前半刻改道，正好撞上自己的船头。三水城没有让一句“水患事故”盖住责任，船损、粮损和船工受伤分开赔付。船工先得到修船钱，军官再接受改道调查。
妇人后来把那只军靴放在案卷室门口。她没有得到丈夫已经死亡的确定答案，却拿到一份写明失踪时间、最后地点、供养期限和复核人的凭证。
三水城的监督表因此增加了二十七栏。有人嫌它难看，韩叶说：“好看的表只写已经决定的事；难看的表才会留下仍然不知道的地方。”
年末，三水城把三张表合成一张总索引，但三个机构仍保留各自副本。军籍议会保留人员和饷，地方议会保留水、粮和地，公开抄录所保留命令、时间和更正。任何一方可以提出异议，却不能覆盖另一方已经记录的事实。
外城来人要求照抄三水城的制度。送来的申请只有“三层监督”四个字，没有写三层之间各自不能做什么。韩叶把申请退回，要求补上：军籍议会不能调地方粮，地方议会不能改军籍，公开抄录所不能替任何一方作最后裁决。
制度最容易被模仿的，是名称；最容易被删掉的，是限制。
妇人把军靴取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