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叶把一张空白伤亡表摊在议会桌上。
表上有姓名、籍贯、伤势、去向、抚恤、遗属，最后一栏是命令来源。
“谁负责填这一栏？”他问。
将领们说军队不能听三种声音，皇帝说战场不能等议会拨钱，地方代表则担心中央会把死伤写成一笔总数。
韩叶没有先争权力，而是让三方各自写出自己不能做什么。
军籍议会不能改地，不能调兵，只能查人和饷；地方议会不能发军令，只能查粮、地和实际死伤；公开抄录所不能定罪，只能查命令、印和时间，把执行与复核过程留给外部看见。
三层都不完整，正因为不完整，才不能独自成为王。
第一场试行发生在三水城。一名士兵已经死亡，军籍议会仍按活人发粮，地方议会没有尸体见证，公开抄录所则发现死亡记录缺少命令来源。
三方在门外互相指责，死者的母亲只问：“你们能不能先告诉我儿子是不是死了？”
韩叶让三方暂停争执，先对齐尸体、军牌、粮凭和见证人。身份确认后，家属先领最低抚恤，责任争议另案处理。
“事情拆开，什么时候才结束？”皇帝问。
“人死了先承认，账错了再改，军令有问题另查。”韩叶说，“混在一起，最后只会用一个结论盖住所有问题。”
三水城守仓人随后申请复核一封皇室催粮令。命令要求调粮三百石，运输路线却经过已经断裂的水道。皇室使者要求先执行，复核人要求补上期限和替代路线。
皇室没有被禁止发粮。使者补充期限，水司提供替代路线，船队才开始装货。监督没有让军粮停下，而是让命令从一句催促变成一张能执行、能追责的调度表。
有人担心监督机构互相包庇。许缜补上轮换条款：监督人不得连续两年审同一类案件，不得审理自己签过的命令，离任一年内不得接受被监督机构任职。
皇帝看着条款：“朕的监察也要被监察？”
“只要能让别人停下，就应有人知道为何让别人停下。”韩叶答。
第二次试行是城外征木。执行人报木料数量，复核人发现一成有裂纹，公开记录人又发现木料来自与军镇将领有亲属关系的木场。
亲属关系不能直接证明舞弊，却足以触发独立验木。合格木料照收，裂纹木料退回，预付款退还，关系本身被留在复核记录中。
第三次试行同时发现三处错误：军方多报船数，水司少报水损，地方议会漏报两名伤员。三方都不愿先认错，韩叶让他们在同一张表上互相圈出问题。
错误分别处理，没人能用别人的失误替自己抵扣。监督不是让三方彼此信任，而是让不信任也能留下可用的记录。
年末，空白表增加了二十七栏。有人嫌它越来越难看，韩叶说：“好看的表只写已经决定的事；难看的表才会留下仍然不知道的地方。”
三层监督没有阻止所有人犯错，只让错误不再天然属于最弱的人，也不再只能由最强的人解释。
春末，一名退伍士兵的家属来到公开抄录所。她没有带诉状，只带来一只沾着黑泥的军靴。
“军籍说他调去北堤，北堤说没有这个人，地方粮册却还在领他的份。”她把靴子放在桌上，“你们先告诉我，他到底有没有到过那里。”
军籍议会先查军牌，地方议会调出渡口登记，公开抄录所则按命令来源倒查。三份记录在第三行出现分歧：调令写的是北堤，押运簿写的是西堤，发粮凭却沿用了旧营名。
过去这种分歧会被归入“战时误差”。这次三层机构必须分别写明：哪一份记录证明过什么，哪一份不能证明什么，谁在什么时间有权改动。
他们最终确认，士兵在西堤塌陷时失踪，尸体没有找到，不能直接按阵亡发放全部抚恤；但他的军牌、最后一次领粮和两名同伍人的证词足以确认他没有逃营。家属先领失踪军属的最低供养，案件保留追认期限，找到遗体或新证后再补齐抚恤。
家属没有立刻道谢。
“我不是来听你们把话说得好听。”她说，“我只是不想明年还来证明我有个儿子。”
韩叶让抄录人把这句话也记进旁注。军籍议会补发了供养凭，地方议会为她保留田租缓缴，公开抄录所把三份相互冲突的记录附在同一页，禁止任何一方只摘取对自己有利的那一行。
一个月后，复核人发现有人试图把“失踪”改成“自行离营”。改字的人不是将领，而是负责清理旧册的书吏。书吏说自己只是照着一张没有来源的便条誊写，便条上有军籍议会的旧印。
三层监督没有把责任直接推给印章。军籍议会查印的使用日期，地方议会查书吏是否因此少发过一份粮，抄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