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之所以失利，主要是因为孤掌难鸣，以往民军如水银泻地，到处奔流，互相支持，牵制官军，现在大部分民军都己经偃旗息鼓，李自成等少数人自然难以应付，暂时冬眠，是大势所迫。
虽然李自成损兵折将，象个被拔了毛的野鸡堕入草泽中，但是他在斗争中磨练了意志、增长了才干，提高了生存能力。更重要的是，在最寒冷的日里，他独立寒秋，鹰击长空，始终没有向官军屈服，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所有这些都说明，李自成肯定不会输，剩下的事情，就是看大明能不能赢了。
非常不幸，大明暂时还赢不了，因为女真人再次入寇了。
女真人似乎有意要配合民军，每次入关都发生在民变处于低谷的时期，使即将熄灭的火焰又重新炽热起来。
崇祯十一年（1637）九月，皇太极命睿亲王多尔衮、贝勒岳托率清军第四次进攻明朝。清军兵分两路入关，一路由墙子岭入，一路由青山关入。
清军入关后又兵分四路烧杀虏掠，一路进攻河北霸州、沧州，一路攻济南，一路攻临清，一路攻彰德、卫辉。
清军此次入寇，还是因为议和。
议和从何而起？起自杨嗣昌。
天启年间，明朝与后金的关系是“平辽”与“反平辽”，“议和”与“拒绝议和”。结果是“辽”越来越不平，议和也从未着调。
到了崇祯年间，“平辽”基本上没什么戏，明金关系主要是“胁迫议和”与“拒绝议和。
皇太极的态度是：再不议和，我就打你。明朝的态度是：随便你打，绝不议和，反正你也不想把我打死。
对于后金的欺辱，打工的群臣不以为意，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但是当老板崇祯皇帝却忿恨难平，他一直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痛苦地倘佯。
如何解决“虏”与“寇”的问题？崇祯要群臣拿出对策。大多数朝臣都主张先“荡寇”后“灭虏”，但是这个主张和没主张一样，因为“虏”本来就灭不了，无所谓先后，实际问题是：“虏”总是来灭，应该如何解决？
说白一点，就是要不要和“虏”达成和议，争取几年和平时间，以便专心“荡寇”？
大多数朝臣对此持否定态度。
杨嗣昌上台以后，坚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
在杨嗣昌的幕后操纵下，辽东巡抚方一藻与总监太监高起潜暗中与后金接触，他们派出一个叫周起元的算命先生，到清朝方面试探口风。
皇太极原本不想和一个算命先生谈，但是了解明朝习性的明朝降人判断此人必定大有来头，于是皇太极给予周起元使节的待遇。
周起元回到宁远后，带回了皇太极致太监高起潜的一封书信，信中表明了和谈的意愿，同时也威胁道：“若不许（议和），夏秋必有举动。”
到了六月份，皇太极屯兵大青山，派人催促方一藻，向明朝施加压力。
杨嗣昌极力劝说崇祯批准同意与清朝议和，争取三年和平时间，以便集中精力平定内乱，但他的主张遭到朝臣的强烈反对，侍读学士黄道周等人对他发起了猛烈的评击。
崇祯处分了评击杨嗣昌的部分朝臣，并提拔杨嗣昌为内阁大学士，以示对他的支持，但是他并没有批准同意议和，只是给了一个模糊的批示——“细酌”，也就是让方一藻等人看着办。
对于议和这样高度敏感的政治议题，没人敢“细酌”，因为“细酌”不好是要掉脑袋的，因此议和不了了之。
皇太极左等右等也等不来明朝方面的回复，于是就开始“举动”了。
九月份，清军势如破竹，很快就突破长城要塞，大举南下，明朝急忙把头缩进龟壳中，宣布京师戒严。
接下来的事就程式化了。
朝廷下令勤王——明军避战观望——清军大肆掳掠——清军满载而归——明军欢送出塞——朝廷算帐杀人。
对于清军来讲，不给我我就抢。
对于明军来讲，打不过你就让你抢。
受苦的是老百姓，生气的是崇祯皇帝，掉脑袋的是委屈的将领，最该死但又毫发无损的是嘴尖舌利的文官。
暴风雨过后，一切照旧进行，造反的继续造反、混日子的继续混日子、打口水仗的继续打口水仗，大家各安生理，等着下一个轮回。
虽然结局很无聊，但是过程还是蛮精彩的，值得观赏一下。
按照职责，京北长城沿线是宣大总督的防区，因此卢象升要对清军入寇负责任。
本来卢象升是可以躲过这次灾祸的，因为他的父亲在五月份病故，按照惯例，他要回家“丁忧”三年，这样他就可以象杨嗣昌一样，躲过清军入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