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复叛后，杨嗣昌主动请缨到前线督师，以便从别人的白眼中解脱出来，他的请求得到了崇祯的批准。
十二年九月，崇祯亲自为杨嗣昌饯行，赐予尚方宝剑并赠诗一首：
盐梅今暂作干城，
上将威严细柳营；
一扫寇氛从此靖，
还期教养遂民生。
这首诗写得很好，我们来解读一下。
“梅盐”都是调味品，喻指国家所需的人才，诗文中一般常以“盐梅”指宰辅一级的人，这里指的是杨嗣昌。“干城”比喻保家卫国的将领，这里也是杨嗣昌。首句意为国事艰难，只好请阁臣暂时屈尊，到前线保家卫国。
“细柳营”是一处军营。汉文帝时，周亚夫屯军“细柳营”，汉文帝亲自去营中劳军，但是由于没有军令，他被拒之门外，汉文帝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夸奖周亚夫军纪严明。第二句引用典故，喻指杨嗣昌治军有方。
后面两句的意思是希望杨嗣昌能够早日荡平“贼寇”，回来再任宰辅，继续为黎民百姓谋福利。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崇祯对杨嗣昌依依不舍，寄予厚望，希望杨嗣昌能早日奏旋班师，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此次送别，成了他和杨嗣昌的永诀，也成了大明历史的转折点。
不仅杨嗣昌回不来了，大明朝也将从他手里失去。
因为这一别之后，崇祯和杨嗣昌都犯了致命的错误，拉开了明朝灭亡的序幕。
杨嗣昌的错误在于无休止的与张献忠在四川一带纠缠，结果中了张献忠的调虎离山之计，这一错误与崇祯“张献忠必不可赦”的指导思想和他本人急于立功赎罪的心态密不可分。
崇祯的错误在于误判形势，操之过急，在攘外与安内上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他在清军入寇的刺激下，被陕西民变的表象所迷惑，错误地认为陕西民军己不足为虑，而杨嗣昌足以应付中原民军，于是将陕西官军调到辽东，与清军进行决战，后来投入越来越大，最终全军复灭，拼光了大明的全部家底。
由于军力全都用在西南和东北，中原一带兵力空虚，加之灾荒严重，到处是火药桶，李自成抓住这个机会，吸收了这些不稳定因素，实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最终不可遏制。
这就是大明灭亡的原因。
政治决定一切，军事决定政治，所以军事决定一切。
真理都是简单的，不用从经济、外贸、制度、自然灾害等等方面追根溯源，这样容易让人眼花了乱，不知所从。
明朝的灭亡，就是军事原因。这是最直接、最有决定性、也最不事后诸葛亮的原因。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明朝是怎样一步步从失败走向失败的。
九月，杨嗣昌抵达襄阳，立即着手整顿人马。虽然他官位很高，既是内阁大学士，又是兵部尚书，人称“杨阁部”，可实际上是光杆司令，手中无兵，他必须倚仗一位能干的大将，以节制诸路人马，统一行动。
大将左良玉因罗猴山战败，被降了三级，官印也丢了，成为无印之官，但是左良玉人马众多，战功卓着，是一个难得的将才。
于是杨嗣昌拜左良玉为“大将”，给了他一个“平贼将军”的新印。
张献忠、罗汝才等听说杨嗣昌亲自督师，就躲进山区，官军又重新面对崇祯九年时卢象升遇到的那个问题——如何进山围剿？
杨嗣昌和左良玉在战略思想和战术安排上分岐很大。
杨嗣昌的办法还是“十面张网”。一方面严密防堵，一方面穷追不舍。
左良玉的观点与其相反，他不想和张献忠在山区死缠烂打，主张将民军饿死在山中，或是等民军走出深山后再寻机歼灭。
杨嗣昌的办法如果放到平原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山区，完全行不通。
在广袤的山区，民军有很多路可走，堵是堵不住的，追得慢了赶不上，追得快了会陷入民军的埋伏圈，最终只能是被民军拖垮，弄不好还会中了民军调虎离山之计。
毫无疑问，真理站在左良玉这边。
然而权力掌握在杨嗣昌手中。
他对自己的理论信心十足，这让他变得偏执，而事必躬亲的作风，也使众将失去了责任感和积极性，他和左良玉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
崇祯十二年底，张献忠“屡败于兴安”，想再次求抚，被杨嗣昌拒绝，于是张献忠率部转入陕西、四川交界山区，左良玉率军追击。
杨嗣昌以为张献忠将回陕西，命令左良玉停止追击，将主力调回陕西兴安（今安康）、平利一带进行防堵，只派偏师三千人入川追剿。
左良玉不同意杨嗣昌的部署，他认为只派三千人追剿，不能对民军构成威胁，而张献忠的部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