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对别人说：“叫我梅姨就好啦。”
她的口袋里，揣着三张身份证。
一张叫潘冬梅，一张叫林春梅，还有一张，叫梅桂芳。
都是真的。都是别人的。
2005年春节前的一个傍晚，梅姨从麻将馆出来，沿着增江边那条黑黢黢的小路慢慢走。
她的影子被路灯拉得很长，长得不象一个人的影子，倒象一条贴在地面上的蛇。
她走到江边的一棵老榕树下，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是一部老款的诺基亚，键盘上的数字都已经磨得看不清了。
她拨了一个号码。
“喂，是我。”她的声音很轻，轻得象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这次的货，成色不错。男婴。十个半月。白白胖胖的。”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还是老规矩？”
“老规矩。”梅姨说完，就挂了电话。
她把手机的后盖拆开，把那张si卡取出来，扔进了增江。
扑通。
她转头朝来时的路走去，脚步很稳，很匀，像任何一位晚饭后出来散步的中年妇女。
只是她的眼角，有一道不易察觉的纹路，微微抽动了一下。
象是在笑。
2016年3月。
广州市增城区看守所。
铁门在身后“咣当”一声关上的时候，张维平就知道，自己这辈子算是走到头了。
他被列为公安部a级通辑犯，在广东、湖南、广西三地警方的联合追捕下，在东莞一个出租屋里落网。
警方在他的床底下搜出了三把砍刀，一大包迷药，还有一个破旧的笔记本。
那个笔记本上，用蓝色圆珠笔密密麻麻地记着一些数字。
时间。地点。孩子的性别。年龄。卖出去的价格。经手人。
最后一个“经手人”那一栏里，反复出现着三个字：
“梅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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