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关于这件事，我也听说了一些。”
“那些试行‘活工资’的工厂，其实是因为他们的综合奖奖金只有三档，金额还很接近，才简化为‘活工资’直接发给全厂职工。”
“咱们厂的奖金等级比较多，并不合适直接套用‘活工资’。”
金守英同样持反对态度，“现在‘活工资’还没有试行多长时间，我的意见是再观望一段时间。”
“前年年底开始试行的‘工龄津贴’，就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给叫停了。”
“等试行‘活工资’的经验总结出来了，咱们再看要不要跟进。”
兰杏子忍不住吐槽，“说起来，那个‘工龄津贴’能出台才是离谱。”
“真不知道劳动和内务人事部门在做方案的时候是怎么测算的。”
金守英解释道：“试行‘工龄津贴’主要是考虑到在现行工资等级制下，不区分岗位职务等级线会导致平均主义。”
“但是限制在岗位等级线中升级，又会打击了那些已经达到工种最高等级线的职工的积极性。”
金守英这话说的是易中海那种8级工。
由于工作需要，暂时没有机会晋升为技师，但是8级工已经升到岗位等级的最高阶别了，再无上升空间。
拿死工资，干好干坏都是一个样子，多多少少会影响工作积极性。
这个问题还比较好办，大多数老工人的觉悟比较高，比较主动，不是很紧迫的问题。
另外一部分人的情况就比较麻烦了。
从1958年起，很多干部响应精简下放的号召，主动到基层工作。
由于新单位的级别降低了，同职务的工资等级线也降低了。
比如科员，在县、专署、省的部门，工资封顶线是不一样的。
专署科员的工资级别为行政22级至18级，县级科员仅为行政24级至20级。
如果专署的19级科员去县里面工作，按照政策，要是不升官，这辈子都不可能涨工资了，因为县里的科员最高只有20级。
因为超出了等级线，结果这超出的部分工资还变成‘保留工资’了。
这肯定是非常不合理的。
不应该让人吃二茬亏。
也就有许多地区和部门建议实行‘工龄津贴’制度，解决这个矛盾点。
想法是很好的。
等真正施行起来，一塌糊涂。
首先，‘工龄津贴’扩大了新老职工的工资差距。
不同地区规定能领津贴的人，是工龄20年以上的职员，卫生员、护理员、乡邮员、投递员等特殊岗位只需要工作12年以上。
工厂工人方面，是达到工种最高阶别且工龄10年或者15年以上的，未达到最高阶别但工龄15年或者20年以上的工人。
这些人即使不是8级工，也是5级工、6级工，工资本来就比较高。
偏偏工厂、企业生产的主力职工，是大量在1956年、1958年前后进厂的职工，这些新职工的工资级别大多只是2级、3级工。
这些干活的主力不仅工资低，还被拉开了工资差距，不利于新老职工的团结。
其次，全面引发了工龄计算上的许多矛盾。
解放前的工龄怎么算？解放后接管、合作化、公私合营、等时期的工龄，在划分界限、原始资料等方面有很多解决不了的矛盾点。
这两个问题还能通过慢慢做工作，优化、细化方案逐步解决。
还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工龄津贴’要的经费太多了。
经过测算，如果在1965年全面推行工龄津贴，需要立刻增加6亿元的工资总额。
一年比一年更多，而且越往后涨的越多，预计到1970年，一年就需要增加12亿元的工资总额。
此时穷得很，填不住这个无底洞。
要是有这笔馀钱，城市里的青年全都可以安排进国营农场、牧场、林场，就不用去插队了。
因为测算的每年安置100万人进国营农场的安置费也就是10亿元。
正是因为资金短缺，才不得不让大伙去插队。
算清这笔经济帐，‘工龄津贴’也就只能叫停试点了。
鉴于这一前车之鉴，人事副厂长金守英主张先观望‘活工资’的试点效果，再决定要不要在五星食品厂试行。
李子敬对工资方面的事务不是很懂，他也是听取各方意见再做决策。
“既然你们都反对立刻试行，那就让职工们再多讨论讨论。”
金守英补充道：“咱们现在还是集体企业，还有足够的时间来讨论。”
李子敬摆了摆手，“不能这么想。”
“我们厂的分工越来越细致，不同岗位的人拿一样的工资，必然会有人只想着做清闲的活。”
“对一直干重活、累活的同志也不公平，调整工资标准是我们必须提上日程的事情了。”
兰杏子赞同道：“我们现在是把奖励的名额倾斜给那些技术要求比较高、责任比较重的岗位。”
“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