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缪尔在旁边轻轻咳了一声。
格温娜维尔看了他一眼，改口道：“好吧，也不是什么都知道了。但在这个城市里，想知道什么，总有办法。”
我看着这对姐弟，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慢慢成型。
一个当过兵、身手不凡的弟弟。
一个消息灵通、什么都“有办法”知道的姐姐。
“你们，”我斟酌了一下措辞，“有没有想过离开芝加哥？”
两人同时看向我。
……
后来的事，说起来其实很简单。
我花了三天时间，把格温娜维尔查了个底朝天——
或者说，我试图查她。
结果发现，这个二十五岁的女人，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她的公开身份是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的夜班女接线员。
这个身份没什么特别的，芝加哥有几百个这样的姑娘，每天夜里戴着耳机，把那些嘀嘀嗒嗒的电报信号翻译成文字，再转递给该收的人。
但她不止做这个。
她的半公开身份，是芝加哥社交圈的“消息灵通女士”。
商人们来找她打听对手的底价，政客们来找她了解对手的把柄，记者们来找她买那些上不了报纸的猛料。
她像一只蜘蛛，坐在自己织的网中央，轻轻动一根丝，就能让整张网颤动。
她的隐藏身份，我花了更长时间才弄明白——她是情报中间人，专门截获和破译电报。
在芝加哥火灾后的重建期，她利用自己在电报公司的工作便利，建立了一张巨大的人脉网。
她帮过很多人——被黑帮追杀的商人，被丈夫抛弃的女人，被冤枉的工人。
那些人欠她人情，而那些人情，在关键时刻，比钱更值钱。
她今年二十五岁。
父母早逝，一个人带着弟弟，靠着自己的能力和脑子，在这个属于男人的世界里，杀出了一条血路。
我承认，那一刻，我对这个女人产生了某种敬意。
而赛缪尔，他和他姐姐的风格完全不同。
二十二岁，刚从军队退役回来，身体还没完全从疟疾中恢复，走路的时候偶尔会喘，但那双眼睛——那双深褐色的狐狸眼——从来没有失去过锐利。
他话很少，对不熟的人总是保持着一种谨慎的距离。
他看我时的眼神，像是在判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敌人，是朋友，还是无关紧要的路人。
但后来我发现，当他确认你不是敌人之后，他会慢慢放松下来。
他会多说几句话，偶尔还会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
那笑容很轻，很淡，像是一道从云层缝隙里漏出来的阳光。
他们姐弟俩，一个像烈火，一个像寒冰。
一个用尖刻和锋利保护自己，一个用沉默和谨慎审视世界。
但他们的底色是一样的——都是在黑暗中独自走了很久的人。
那天晚上，格温娜维尔带着赛缪尔来到我住的旅馆。
我打开门的时候，看见姐弟俩站在走廊里，一个抱着一个牛皮纸袋，一个提着一个行李箱。
“你说了，”格温娜维尔看着我，那双狐狸眼里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认真，“能给他找到工作。”
“是。”我说。
“那我们跟你走。”
就这么简单。
没有合同，没有协议，没有誓言。
只有一个姐姐对弟弟的承诺，和一个弟弟对姐姐的信任。
我后来常常想，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走进那条巷子，如果她没有停下脚步，如果我拒绝了她的伞——一切会不会不一样？
但历史没有如果。
……
我们回到伦敦的时候，是初秋。
泰晤士河上飘着一层薄薄的雾，河岸边的梧桐树开始泛黄。
我给他们姐弟俩在肯辛顿租了一栋小房子，离我的住处不远，走路十五分钟就到。
赛缪尔站在门口，看着那条安静的街道，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不一样。”他说。
“什么不一样？”我问。
“空气。”他说，“伦敦的空气，和芝加哥不一样。”
我不知道他说的不一样是什么意思。
但他转过身来，看着我，那双狐狸眼里少了一些警惕，多了一些我说不清的东西。
“谢谢你。”他说。
那是他第一次对我说谢谢，也是我第一次觉得，带他们来伦敦，也许是对的。
格温娜维尔倒是对伦敦的空气没什么特别的感想。
她放下行李，在房子里转了一圈，然后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翘起腿，看着我。
“说吧。”她说。
“说什么？”
“说你的事。”她看着我，那双狐狸眼里带着一种让人无处遁形的锐利，“你带我们来伦敦，不是为了做慈善。你说了能给赛缪尔找到工作，但你没说你自己想要什么。”
我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我坐下来，把一切都告诉了她。
欧利